材料一 出土于甘肃威武的木简有文载：制诏御史曰“高皇帝以来至本二年（公元前72年），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鸠，始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詈殴辱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市卖复毋所与。”“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注：汉低级官职），入宫廷不趋……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
——甘肃省博物馆藏文物王杖简
材料二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王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
——范晔（南朝）《后汉书·礼仪志》
材料三 丞相故事，四科取士。……及刺史两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举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下，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续汉书·百官志》
(1)比较材料一和材料二在史料价值上的不同。
(2)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汉代治国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公元前2世纪里19个侯国的人口增长(部分)
| 侯国 | 所在 郡国 | 初封时 户数 | 国除时 户数 | 年代 （公元前） | 年增长 率（％） | 人口密度 （人数／平方公里） | 今地（摘者 注） |
| 魏其 | 琅琊 | 1000 | 3000 | 201-154 | 2.4 | 45.9 | 山东青岛 |
| 绛阳 | 济南 | 740 | 1500 | 201-153 | 1.5 | 87.5 | 山东济南 |
| 郭 | 沛 | 8000 | 26000 | 201-152 | 1.6 | 5.5 | 安徽淮北 |
| 成 | 涿 | 2500 | 5600 | 201-151 | 1.6 | 48.8 | 北京 |
| 曲周 | 广平 | 4000 | 9300 | 201-148 | 2.8 | 177.4 | 河北曲周 |
| 柳丘 | 勃海 | 1000 | 3000 | 201-143 | 1.9 | 35.4 | 河北黄骅 |
资料来源：《汉书》，卷16。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页236~237。李氏的表中日期多有错误，这里已予以改正。人口密度的数字采自劳干：“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第2期，页215以次。劳氏制表的材料是公元2年的，取自《汉书》卷28。年增长率是根据内推法得出来的，参见史密斯(T.L. Smith)、劳普夫(P.E. Zopf) 《人口统计:原理与方法》,页552~553。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1)提取表中相关信息，说明其对研究西汉历史的史料价值。(2)据表格资料来源，归纳形成表中研究成果的方法。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郡内设置“监”这一官职。汉初，各地方不定期派遣御史去监察。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则"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縻间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颁布“推恩令”，还三次大规模地出击匈奴，使匈奴远遁漠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这样，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基本摆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纯监察制度是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察州制，故清顾炎武称"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二 东汉建立之初，为迅速消灭割据，加强地方军政协调统一，以应战时需要，光武帝往往拜心腹重将为州牧（刺史），或委任原割据势力头目为州牧，以笼其心，祚其力。因战时经济政治的需要，光武帝还扩大了州牧对地方政务的参与权，并且自光武帝时，州牧在政务上也领导了郡守。不过，刘秀令州牧统兵、领郡县乃为迅速平定各地军阀割据混战之需要，其后，"遂罢州牧，复置刺史"，然光武及继承者在剥夺州牧军权的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其行政权力，乃至后来又不得不在一部分乱州重新委任刺史领兵作战。这一时期，刺史、州牧虽有反复，但无论是州牧，还是刺史，其主要职能乃是地方官之治州抚民。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内亲民政，外领兵马”，势大权重，跨州连郡，割据混战。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实行刺史制度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归纳汉代刺史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唐朝建立之后，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础，建立起国家的基本经济体系与制度。唐律中，对于基层组织负责户籍与人口控制的规定非常明确，若发生脱漏户口之类的事情，里正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均田制下的农民若在户口申报、农桑生产和完纳赋役等方面存在非法或违规的行为，首先要由乡村基层组织进行检察、核实、上报有司并加以纠正。此外，《唐律疏议》中可以见到较多关于里正负责催驱赋役的条款。如“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则要处理各级责任人，包括里正在内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也难逃其咎。唐代法律还规定了乡村里正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的基本职责，主要包括确保土地还授能够正常进行，对生产过程予以强制干预。
——摘编自萧正洪《课植农桑：唐代乡村基层组织与农业生产》
材料二 明清时期，在王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对西南地区土司的衔号、等差均有详细规定，如清代“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土司司治一般设在其辖区的核心地带，而且治所的地理空间有功能化分区。明代土司的家族墓地一般位于其司治老司城东南郊，宗教区在南部，大体上与“左祖右社”的传统礼制相符。弥西唐崖土司遗址以街暑区和牌坊为中心展开布局。司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具有集权特征的王朝权力在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它使得当地的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制度性特征。同时，土司制的治理方式或手段借助国家礼仪来增强土司在民众中的权威性与认同感。但土司主宰地方生杀予夺大权，以至于“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
——摘编自岳小国《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乡村基层组织的法定职责。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制度的特征及影响。
材料一 清前期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现象。康熙三年（1664年），新任四川巡抚张德地“舟行竟日”，感叹四川“寂无人声”“寥寥子遗，俨同空谷”。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议准了两个条例，一是“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二是"川省荒地甚多，流寓之人，情愿在川居住垦荒者，将地亩永给为业"。期间，如大竹县，"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互话，曰'打乡谈'，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语"；乐至县，"豫章、楚、闽、粤、黔杂处，或多行其故，俗不能尽同"；"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四川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有熟田11883顷50亩，征税银27094两。至雍正二年（1724年）田额为214456顷16亩，税银为225535两。
——摘编自陈典《论清代“湖广填四川”的政策导向》
材料二 到1940年，内迁工厂有449个，技术工人约1.2万人，其分布如表所示。
| 内地转移工厂数（个） | 内地转移技术工人数（人） | |||||
| 1938年 | 1939年 | 1940年 | 1938年 | 1939年 | 1940年 | |
| 四川 | 134 | 89 | 31 | 1532 | 6156 | 417 |
| 湖南 | 118 | 4 | 0 | 148 | 2413 | 216 |
| 广西 | 21 | 7 | 0 | 55 | 469 | 8 |
| 陕西 | 20 | 7 | 0 | 58 | 294 | 80 |
| 其他 | 11 | 12 | 0 | 0 | 288 | 30 |
| 总计 | 304 | 119 | 31 | 1793 | 9620 | 751 |
——摘编自【日】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初出台“湖广填四川”政策的主要目的，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四川在抗战时期的地位及其成因。
材料一 《两唐书》所记载的830名唐代进士中，丘族子弟达589人，占总数的70.96%；小姓约109人，占13：213%；两者合占84.10%，寒素家子弟132人，仅占总数的15.9%。这表明，士族子弟在九品中正制瓦解后，在门阀势力屡遭压抑和打击的情况下，纷纷涌入科举行列，并凭借其深厚的家庭文化素养、家学传统及社会关系基础，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极大成功。
材料二 唐朝一直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什伍”。唐后期，工商杂类入仕情况已出现，但制度上的限制仍未取消。北宋明确取消了这一限制，使过去一直被排斥于仕途之外的“工商杂类”子弟和边远地区的士人都有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机会，可以说，到了宋代，科举取士几乎已无任何身份上的限制了。像唐代那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的世家豪门在北宋已基本上消失了。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科举的特点及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科举制的变化及影响。
材料一 宋代的中央机构，临摹了唐代的框架，虽有三省，但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二府三司”的中央行政中枢体制，即中书门下掌行政事务，军政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中枢与枢密院持文武两柄，号“二府”。“二府三司”各有分工、相对独立，惟皇命是从，理论上互不统属。此外还设有台谏系统，“台谏”乃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谏官事权重大，设立初期可“纠绳天子”，随着台谏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官制改革，取消了“纠绳天子之权”，台谏转而“规谏宰相违失”。在高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中央机构难以长期保持这种分权制衡的状态，积贫积弱的局面也随之产生。
——摘编自李艳《宋代中枢机构的构成及其制约机制》
材料二 孟德斯鸠最早提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以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为核心，三权互相独立而又互相监督，美国的政治分权就是这一思想的成功典范。美国国内政治局势已为接受新型的分权思想做好了准备，加之作为曾经被殖民的美洲人，民众渴望更多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因为可以说分权原则在美国的发展是一种必然。在这种分权原则下，立法、行政、司法三机构无权力中心，不存在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该原则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的划分形式，一个国家的权力在谁手中、如何行使，决定一个国家内部的安定团结与发展，决定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方向，这种制约与平衡也为更多国家所认同。
——摘编自吕艳《美国政治中分权原则的再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中枢权力制衡机制的特点及其局限性。(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采取三权分立原则的原因，并简要评价这一原则。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分权和美国中央权力制衡机制的主要不同。
材料一
材料二 自五代至北宋统治者选择在无险可守的开封建都其原因虽不止一端。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封具有“八荒争凑万国成通，的地理特点其地理位置接近东南富庶之地。北宋的陆路交通网络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并到达全国各地。开封居于黄河与淮河之间建立起了密集的南北水运交通网。以开封为中心的滑运诸渠既是官方财货赋税的运输航道亦是中外商旅来往之路。开封商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行业门类多达二十多种满足广大消费者的日常需求。作为都城开封的劣势也与河道水系不无关系。北宋后期黄河频繁决口泞河淤塞运输能力大大降低。
——摘编自南北运河见证东京城百年兴衰》等
(1)阅读材料一分别指出图一和图二所反映的历史时期并从地方行政制度的角度进行说明。(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论述北宋建都开封的利弊。
关于秦始皇陵工程用工人数，历史文献记载说法不一。参考古代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学者调查测定数据，可知秦始皇陵陵丘土方数量。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胡亥即位，“九月，葬始皇郦山”；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四月，二世宣布“郦山事大毕”，可见秦始皇陵复土工程施工时间不超过236日。云梦睡虎地秦简《徭律》记载“水雨，除兴”，排除土方工程遇雨被迫停工等情形，可以进一步推知施工日期。成书年代比较接近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载有土方工程应用算题，其中可以看到当时“土功”不同工种的劳动定额。综合以上材料可以推知秦始皇陵工程用工人数应如《史记》记录，大致在“七十余万人”左右。
——摘编自王子今《秦始皇陵考古与秦统一历史意义的新认识》
(1)在推算秦始皇陵用工人数时，学者用到了哪些类型的史料？请举例说明。(2)阅读下图，结合所学，评述战国至统一后秦的大型工程建设。
材料一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睡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逐渐低落，导致面临深刻的边疆危机。对此，清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来“昭示主权”，比如在新疆、台湾等边疆地区设省。日渐减少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海防大门之后，面临着海疆危机，传统的边疆观不得不进行转变，清政府开始筹办近代海军。但是这些迫于外部压力之下的政策转变，忽略了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清末边疆政策的失误也非常明显。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主要特点，并简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边疆危机出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