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摘编自宋光宇《台湾史》

材料二   台湾作为我国东部海防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清代以来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海防未予足够重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闯入基隆港，重炮轰击沙湾炮台；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翌年，法军进攻台湾；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面对列强的侵略，台湾军民奋起反抗。在鸦片战争中，台湾军民的抗争，有力地配合了祖国大陆的反侵略战争。《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军民掀起反割台斗争。此后，在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里，台湾人民争取回归祖国的斗争从未停止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台湾光复。

——摘编自周文顺《近代反侵略斗争中的台湾与祖国》

材料三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也是两岸同胞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只要我们和衷共济、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材料   清初因明制，属平西、定南诸藩镇抚之。至雍正初，而有改土归流之议。四年春，以鄂尔泰巡抚云南兼总督事，奏言：“云贵之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乡导弹压。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治夷，遵至以盗治盗，苗、倮无追赃抵命之，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直至事大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若不割蔓塞源，纵兵刑赋事事整饬，皆治标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六年，复铸三省总督印，令鄂尔泰制广西。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

——据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九》整理

材料一 春秋时期，秦国已经置县。不过，此时的秦还是一个僻居西部的小国。至战国时期，秦对外扩张活动不断加剧，县的数目也越来越多。而秦国置郡，还仅见于战国时期的史料记载。秦帝国建立后，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为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的发展，促使了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早在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以什伍为制重编户籍，以军功定尊卑爵秩等等措施，就是要铲除旧的血缘关系。汉代的异姓与同姓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至汉武帝时代，诸侯王割据势力被铲除，君主专制制度才真正得以巩固。秦汉皇朝控制地方的措施，主要为掌握郡县主要官员的任免权，分离郡县的行政权与军权，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秦汉郡县的机构庞大，管理范围涉及民政、财政、司法、教育、选举、监督等诸多方面。不过，尽管秦汉郡县机构复杂，人员众多，但管理层次则是相当分明的。郡的最高长官为郡守、郡丞和长史辅佐郡守，郡尉主管武事，各类行政部门均有主管官员，为列曹等。县的最高长官为县令（长），县的各类部门也设立主管官员，郡守、县令（长）分别主持郡、县之政务，郡辖县、县辖乡、里等基层组织。在郡县内部，还建立了监察和考核制度，监督官员履行职责的情况，中央政府对郡县实行严格的控制。秦汉的官僚机构犹如一座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塔顶是至高无上、独揽国家大权的皇帝。

——摘编自易宁《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

材料二 罗马行省制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公元前227年，罗马建立第一个行省——西西里行省。之后，随着罗马海外征服的范围不断扩大，行省数目大为增加，行省制成为罗马统治海外领地的重要制度。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后，行省制度仍有过多次重大改革，管理体制更趋于完善。行省制的发展，破坏了罗马城邦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即与氏族血缘关系有联系的具有闭塞性质的罗马公民集体，以及罗马公民权与土地占有权和服兵役权三者的结合，最终导致罗马城邦走向崩溃。经过从奥古斯都至戴克里先（公元285年至305年）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罗马政体才由元首制过渡到君主专制。罗马帝国皇帝控制了行省主要官员的任命，行省总督不再握有军权，对行省监督也趋于严格。在戴克里先时代，包括行省总督在内的所有高级行政长官的任命以及军团长官的任命都是由君主亲自签署的。但是罗马行省机构则远不及秦汉帝国那样复杂，罗马行省之下为城市由于城市具有自治或半自治的性质，所以罗马行省的管理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机独设置简单，官吏人数不多。二是行省主要负责税收、司法和治安等方面事务。尽管随着罗马帝国的发展，中央政府对行省控制不断加强，对城市事务干预也越来越多，城市自治的性质逐渐消失。但罗马行省始终没有形成层次分明的管理机构。

——摘编自易宁《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