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赵天麟奏议：“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于审力（政治稳定）之形矣”。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文宗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怀柔、笼络的意思）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籓，执臣礼惟谨，亦所未见。

——摘引自《历代名臣奏议》及《元史·地理志一》

材料二   秦以郡县治东方，……结果激起东方社会的反抗，……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刘邦建立汉家帝业，一方面必须“承秦”，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之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历史对刘邦的苛刻要求，也是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

材料三   从秦到清，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态有过纷纭繁复的变化……这种因时而异的变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集权的功能罢了。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历代行政区域……废置纷繁，分合靡定，但无非皆就前代之制度沿革益损，而无根本性质的变动。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在地方管理方面，（北宋）初设诸路转运使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察，号为“监司”。但以后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提点刑狱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主管军事、治安，合称“四监司”。他们互不统属，路之辖境划分不尽相同，或虽相同而治所未必一地。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材料一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出现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下虐民”的局面，秦朝对周朝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决定采用郡县制。秦国作为分封最晚的诸侯，地处西北，“戎俗，尚武勇，故其民风大近于质朴无华，不尚文礼之一途”，较少受到周朝带有封建性的礼仪制度的影响。秦朝建立后，疆域包括大量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土地，这些“化外之地”也必须要由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管理，并且要由中央直接控制。所以，采用郡县制是必然的选择。

——黄栋法等《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探析》

材料二   从成吉思汗伐西夏、金开始，经过窝阔台、贵由、蒙哥到忽必烈长达七十年的军事征服，元朝终于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空前的大统一。它的疆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朝前期极盛时期的版图，大体也就是清朝全盛时期中国的版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看，它已经达到了历史上中国疆土拓展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

——周良霄、顾菊英《中国断代史系列．元史》

材料一 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姓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政治家、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关注“封建”与“郡县”之间的区别……足见由“封建”转向“郡县”，确实是中国社会演进中的“历史大关节”。以“封建”与“郡县”为历史性标志的两种政治体制，其间的重大区别，今人据以判断的视域自然要比古人宽阔得多。

——选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三 由于郡县的集权特征和其军事性质能使其调动一切资源，秦国曾普遍在边境上设置郡县来防范犬戎。秦朝领土虽然空前广阔，但大部分都是被征服的六国故地。因为之前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导致各国在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秦朝采用郡县制来保障对六国故地的文化影响。对于五岭等新征服的边远地区，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主张，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强化管理。

——摘编自黄栋法《综论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

材料一 历史上的科举制度，科谓科目，举谓举士，科举即通过科目考试而取士。这是我国最重要的取士制度。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度，由州郡岁贡士人，隋炀帝始设进士等科考试取士。入唐，发展为进士、明经、俊士、明法、明算、明学等，据说有五十多科，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士、明经两科。隋唐推行科举制，士人经由考试而入仕，这就结束了魏晋以来凭家世高低取士任官的制度，为庶族知识分子开辟了广阔的入仕道路。

——摘编自张祥浩《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唐代的乡贡，完全不同于察举制下的推荐，地方官不再掌握推荐的权力，只是按照中央规定的具体选官标准进行资格审查和预选。从科举制建立之初起，就着力打破贵族世家倚仗门荫资历对官位的垄断，为庶族地主以至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在唐代实行科举制以前，教育制度主要是为培养官吏服务，学而优则仕，隋唐时的科举，凡没有生徒资格者，必须先经过州县考试，宋代以后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具有官办学校的生员身份。这样，学校教育成为法定的选官前提，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都不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

——摘编自刘文瑞、杨柯《试论科举制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直十分严格且竞争激烈的科举制度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原因。正是这种科举制保证了其他各项事业，并使其得以有效运转。这种考试引导着全国上下深谙其中奥妙的父母们直接向他们的儿子灌输经典著作的文学知识，其中包括以德治国优于凭武力治国，选拔最贤能的人为国家效力是实现国家政治清明必不可少的条件等等。这种考试为政府招募所有贤能的人，以使政府保持清廉。这种考试十分公正，因此即使是国家中最贫穷的人也只能说，如果他命运不济也是“天意如此”，他的同胞并未设置不公平的障碍来阻挠他提升自身的地位。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绵延几千年的考试文化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一同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转型。1862年近代学堂及学堂考试的创办，标志着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考试开始向近代考试转变。民国时期的考试虽完成了近代化的制度重构，却并未完全实现真正的转型。孙中山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考试文化遗产，科学取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观念和方法提出了独特的考试权独立学说，并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革命政府时期对实施文官考试制度进行了全面构划，为民国考试的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蓝图。

——摘编自胡向东《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