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利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郑国子产根据已有刑法重新编订了三种刑法，在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社会公布；让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法会得到怎样的处罚。结果，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犯罪案件减少了。

公元前452—前450年，在平民保民官的强烈要求下，古罗马先后编订出十二个法表，镌刻在青铜牌上，公布于罗马广场，即《十二铜表法》。该法包括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基本上是过去未成文的习惯法的汇编。在后世的岁月中，它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是古罗马的基本法。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启蒙思想制定了各自的法律制度。在国家权力结构层面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在法律内容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思想，注意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保证从立案到审理再到判决的每个程序的公开公正，建立了律师制度和陪审团制度。独立、专业的律师为被审判者提供辩护，可以减少法官对法律的误读；从普通民众中产生陪审团，参与案件审理和判决，使民众能够直接参与法律事务。西方法律制度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

材料一     古希腊就已经有民主了，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批评它是坏东西,是暴民政治、反面教材。因此被西方提防了两千年。到了19世纪,民主逐渐变成了好东西，这一转变堪称西方文明最华丽的转身。民主得以翻盘的基本条件是“新思潮”的出现，它强调“弱势群体”的平等。西方推动将其变成强势平等,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行动,甚至变成了西方搞得天翻地覆的运动,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最终,民主被落实成了不容反驳的定位: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登上了政治宝座。顺着这个逻辑,民主在19世纪得以咸鱼翻身,顺利成为了现代西方政治的基本框架。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

材料二   一位英国人1906年的一封信:“我以为东方必将发生一场变革......一种新的精神似乎已开始支配人民，他们厌恶统治者,开始认为有可能得到另一种更好的政体。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排外运动。在波斯,这种觉醒看来更像是采取了民主改革运动的形式。在埃及和北非,觉醒突出地表现为狂热行为的明显增加以及泛伊斯兰教运动的扩大。这些动乱症状的同时出现太惊人了,不能完全归因于巧合。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确实正从其长期的睡眠中觉醒,我们即将亲眼看到千百万有忍耐力的人群起来反对无所不为的西方剥削。”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