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府，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佐丞相之职，御史府附从于相府之内。汉初承用秦制，御史大夫既为副丞相，又是监察长官。汉朝中央监察机关由司直、司隶校尉和御史府组成。司直属于丞相府官员，主要负责行政系统内的监察，集行政与监察于一身。西汉后期至东汉，御史大夫转为三公之一，御史中丞不再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成为独立的最高监察长官。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评析》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划分全国为十三部监察区，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定期监察工作。汉武帝还亲自参与制定适用于刺史的监察法律《刺史六条》。唐初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定期分巡各道州县。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改全国为十五道，监察御史亦增加至十五人。刺史和监察御史品秩虽低，但有权巡按郡国和州县长官，百司畏惧，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汉时期中央监察体制发生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地方监察的特点，并简评汉唐的地方监察制度。
材料一 我国古代自秦以来，多数朝代的监察机关职责就是监察百官。自中央至地方垂直领导， 具有相对独立性，监察官员摆脱了行政、司法桎梏，被誉为“天子的耳目”。历代对监察官员的选拔均十分严格，而对监察官员的考核，比一般官员更加严苛，奖优罚劣力度极大。 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唐代的《监察六法》、明代的《宪纲条例》等都是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规制监察权行使。为使监察机构既发挥应有效能，又要防止监察机构形成社会和地方独立政治势力，皇帝一方面赋予监察官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同时又不得不压低他们的官职品级。
——摘编自巩建萍《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评析及其现代镜鉴》
材料二 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主张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坚决反对沿用封建监察模式，认为监察官员是对民选的国民大会负责，而不是对君主负责，并主张监察官员应从考试、选举、任 命等较为民主的方式中产生。要求监察机构作为政体的一个独立部分，加强对所有政府官员的监察，充分保证监察机制能够持续有效地发挥它的效能。同时，他们吸取了中国古代监察思想的合理成分，反对只依赖议会对政府进行监察，认定建立独立的，有较大权力的监察机制是必要的。
——摘编自马克敏《略论民国时期的监察思想》
(1)据材料一说明统治者为实现监察效能最大化所做的制度设计，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监察制在汉、唐、明三代发挥“天子耳目”作用的具体史实。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监察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 明朝对所有官吏的任用都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回避制度。从回避内容来说，可分为亲族回避、籍贯回避和职务回避三种。从回避的职官来说，可分为京官、地方官和一些特殊地位的官。一般来说，所有官吏都实行亲族回避，地方官吏实行亲族和地区的双重回避。一些重要的官吏则另有特殊要求的职务回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监察官回避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明朝监察官回避制度。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御史大夫“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唐朝时，“凡丞相有阙，则御史大夫以次序迁”；明代的御史巡按地方时，各省的“布政以下，皆以作揖为名，曰候于御史之门”。秦朝监察机关其职不专，至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上形成第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兰台寺。而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地方稽查机构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在行使监察权力之时，监察机关与监察官员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监察。
——摘编自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
材料二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封建政治中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它通过监察百官和向皇帝谏诤朝政得失来行使职权，因而是封建国家机器的调节器。但是，在封建君主专制下，监察制度的兴废和成效，取决于皇帝的品质意志及皇权的强弱。秦汉时期，监察往往与行政、司法、军事及宫廷服务交织一起。晋代御史职权也很广泛，“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唐代监察体制没有改掉历代监察官吏职权混杂的通病，使唐朝末年一部分监察官吏演变为地方军阀。到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机构重叠，职权混淆，工作效率很差。
——林雅《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及其得失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
材料一 以往对科举制的评价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出现各种与历史实际不符的、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如下∶
寒门子弟既无力支付读书的费用，又没有关系照顾，很难高中和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同时，科举制不允许女性报考，将半数人口排除在外。
以“文章词赋，冠绝当时”的才子蒲松龄屡试不中而郁闷而死，《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喜极而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总之，科举制要么压抑或遗漏人才，要么造就迂腐儒生。
科举制造成科技于明清以后落后于西方。中国科技成就在世界上的比重，如下表∶
| 时间 | 前6—前1世纪 | 公元1—400年 | 401—1000年 | 1001—1500年 | 1501—1900年 |
| 占世界比重 | 50% | 62% | 71% | 58% | 29% |
——摘编自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等
材料二 孙中山多次谈到科举选拔人才的积极作用，认为“此制最为公允，为泰西各国所无”。1918年孙中山称科举考试为“中国良好之旧法”，期望在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的制度。1924年8月26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名义正式公布了《考试院组织条例》及《考试条例》《考试条例实行细则》等。
——摘编自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不等于否定科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材料所列“误区”的认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孙中山对待科举制的态度。
材料 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和枢纽，维系着儒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的制度体系之间的平衡。科举制的废除使绅士群体产生的机制不复存在，这导致了实际和潜在的儒家群体力量的削弱，儒家思想越来越失去民众基础。以废除科举为前提的晚清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传统制度体系中儒家成分的否定，同样也是对儒家制度体系的否定。
——摘编自干春松《科举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在赵宋王朝重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平定节使李筠、李重进的反叛之后，宋太祖实行朝官知县，文官知州，设通判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控制，将地方官僚生杀大权收归中央，收回地方节度使的兵权，为赵宋王朝300年沿袭不变，基本上形成了“政出于一”“权归于上”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央官僚机构的设置上，中书门下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财政权归于三司主管，而台谏制度的建立，又给言官“风闻言事”的监督权，从而对皇权和相权进行了限制。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评析》
材料二 古代雅典对官员和政治精类们的权力予以控制和约束，并保证政务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以充分保障公民有能力也有可能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雅典构建了一套预防权力集中的机制，如议事会的常设机构采取的是10个部落轮流当政的办法，议事会的负责人也由抽签决定，每天更换，任何人不得在一年中两次担任负责人。雅典陪审法庭没有专设法官，任何判决都由全体陪审员投票决定。雅典还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实行“认可听证会”。“认可听证会”就是在公民大会上经常就国家重要公职人员的工作是否称职进行信任投票，不称职，或被免职，或被撤职查办。
——摘编自张慧、张文伟《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特殊性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加强对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雅典防止权力集中所采取的措施。
材料一 由于东汉以来形成的地方大姓名士势力仍然存在，尽管曹操用人不拘一格，而所用之人仍以大姓名士为多。延康元年二月，曹丕继承魏王、丞相位，制定九品官人法，设置郡中正品第郡人，吏部据其品第加以任用，中正由本郡推举现任朝官的郡人充当。这样，在野的名士月旦变作官府品第，“核之乡间”变成访之中正。
根据九品中正制度的规定，当中正的一定是现任朝廷的大官，这样就把原来跟朝廷相对立的乡里清议纳入朝廷选举的轨道，也就是把东汉时地方大姓控制的乡论转由朝廷控制，从而使原来与政府不无矛盾的大姓名士与政府取得协调，他们对乡里清议的私家操纵也由此取得合法地位。这诚然是曹魏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某种妥协，但更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强力控制。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材料二 （唐）高宗总章（668-683年）以后，进士录取名额有所扩大。武则天统治时期，经常以自己的名义下令举行制科考试。制科考试对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对于没有出身资格的一般士子，这是立获美官，至少是取得出身资格的一条便捷途径。
唐太宗时宰相中只有许敬宗一人为隋秀才，房玄龄、侯君集等二人为隋进士，其余二十六人皆不从科举出身。武则天临朝称制期间，宰相中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思谦以及在高宗末年即已为相的裴炎、郭正一、魏玄同等四人；但到武则天称帝期间，仅明经、进士出身者就激增到二十人，占这个时期宰相总数的一半左右。
——摘编自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材料三 唐朝前期，衡量进士策文好坏的标准，主要不是看文章的内容，而是看文章的词华，进士科选材多注重考生的文章或诗赋的文辞是否俊美华丽，特别是诗赋一项，一度成为进士科的重要标准。以至于张九龄曾上疏道：“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适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天宝年间，虽然进士科整体上依旧以文学取士，但李林甫为相期间，文学之士政治.上受到排斥，官吏的选拔上更加注重有实际能力的吏干人才。即便是安史之乱后，唐政府进士科的考核标准，也并非仅侧重实际才干，始终在诗赋取材和实干取材（文章策文）之间徘徊，反复变更。
——摘编自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述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形成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九品中正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这一时期科举选官发生了哪些变化？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唐进士科录取标准的变化
材料一 汉武帝时实行察举制，设置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科目，通过地方举荐、中央任命的方式选拔人才。如果出现举荐不实或失真，察举者要受到惩罚；被举者任官后，一旦出现贪污腐败，不仅自己要受到惩罚，还会牵连到察举者。为了保证人才质量，东汉顺帝时，限制了察举年龄，引入了考试机制，并通过中央及地方的监察机构对察举推荐、考试复核的过程予以监督考察。
——摘编自薛德枢、徐杰《汉代察举征辟制度评析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唐代科举是一种荐举性质的考试制度。宋初围绕消除荐举因素，对科举考试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细化完善。由多名考官分工负责，考官实行锁院制，考官及考试相关人员亲属实行别试，特别是对考生试卷实行糊名和誊录的办法，取消公卷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科举考试变成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纯粹考试制度。
——摘编自卓进、蔡春《论唐宋科举考试性质变迁》
完成下列要求：（1）据材料一，指出汉代举荐官员的依据以及为避免举荐可能带来的弊端而采取的举措。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宋代科举考试规则变化的主要着力点，并简析其主要目的。
（3）据材料一、二，分析举荐和考试在汉、宋两朝官员选拔机制中地位的主要差异，并说明两者本质意图的一致性。
材料 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的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二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是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
——摘编自钱穆《中国通史》
请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得出结论。（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