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代自秦以来，多数朝代的监察机关职责就是监察百官。自中央至地方垂直领导， 具有相对独立性，监察官员摆脱了行政、司法桎梏，被誉为“天子的耳目”。历代对监察官员的选拔均十分严格，而对监察官员的考核，比一般官员更加严苛，奖优罚劣力度极大。 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唐代的《监察六法》、明代的《宪纲条例》等都是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规制监察权行使。为使监察机构既发挥应有效能，又要防止监察机构形成社会和地方独立政治势力，皇帝一方面赋予监察官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同时又不得不压低他们的官职品级。
——摘编自巩建萍《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评析及其现代镜鉴》
材料二 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主张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坚决反对沿用封建监察模式，认为监察官员是对民选的国民大会负责，而不是对君主负责，并主张监察官员应从考试、选举、任 命等较为民主的方式中产生。要求监察机构作为政体的一个独立部分，加强对所有政府官员的监察，充分保证监察机制能够持续有效地发挥它的效能。同时，他们吸取了中国古代监察思想的合理成分，反对只依赖议会对政府进行监察，认定建立独立的，有较大权力的监察机制是必要的。
——摘编自马克敏《略论民国时期的监察思想》
(1)据材料一说明统治者为实现监察效能最大化所做的制度设计，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监察制在汉、唐、明三代发挥“天子耳目”作用的具体史实。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监察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秦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府，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佐丞相之职，御史府附从于相府之内。汉初承用秦制，御史大夫既为副丞相，又是监察长官。汉朝中央监察机关由司直、司隶校尉和御史府组成。司直属于丞相府官员，主要负责行政系统内的监察，集行政与监察于一身。西汉后期至东汉，御史大夫转为三公之一，御史中丞不再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成为独立的最高监察长官。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评析》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划分全国为十三部监察区，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定期监察工作。汉武帝还亲自参与制定适用于刺史的监察法律《刺史六条》。唐初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定期分巡各道州县。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改全国为十五道，监察御史亦增加至十五人。刺史和监察御史品秩虽低，但有权巡按郡国和州县长官，百司畏惧，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汉时期中央监察体制发生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地方监察的特点，并简评汉唐的地方监察制度。
材料一 宋代科举取士情况简表
| 科举取士人数 | 平均每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约为元代的30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 |
| 进士出身背景 | 据《宝佑四年登科录》所载，仅该年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的184人、平民出身的417人。 |
| 担任高官比例 | 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举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 |
| 进士及第方式 | 礼部录取后，要到殿庭复试。及第与否和及第等级由皇帝决定。 |
——据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等
材料二 一方面承负沉重的外部压力，一方面鉴于五代时期内部变乱频仍、政权倏忽更迭的教训，“稳定至上”始终是赵宋王朝内政措置的目标。外部压力当前，宋代的军力不振，一直被人诟病：“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据邓小南《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的立国特色加以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逻辑严密）材料一 由于东汉以来形成的地方大姓名士势力仍然存在，尽管曹操用人不拘一格，而所用之人仍以大姓名士为多。延康元年二月，曹丕继承魏王、丞相位，制定九品官人法，设置郡中正品第郡人，吏部据其品第加以任用，中正由本郡推举现任朝官的郡人充当。这样，在野的名士月旦变作官府品第，“核之乡间”变成访之中正。
根据九品中正制度的规定，当中正的一定是现任朝廷的大官，这样就把原来跟朝廷相对立的乡里清议纳入朝廷选举的轨道，也就是把东汉时地方大姓控制的乡论转由朝廷控制，从而使原来与政府不无矛盾的大姓名士与政府取得协调，他们对乡里清议的私家操纵也由此取得合法地位。这诚然是曹魏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某种妥协，但更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强力控制。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材料二 （唐）高宗总章（668-683年）以后，进士录取名额有所扩大。武则天统治时期，经常以自己的名义下令举行制科考试。制科考试对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对于没有出身资格的一般士子，这是立获美官，至少是取得出身资格的一条便捷途径。
唐太宗时宰相中只有许敬宗一人为隋秀才，房玄龄、侯君集等二人为隋进士，其余二十六人皆不从科举出身。武则天临朝称制期间，宰相中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思谦以及在高宗末年即已为相的裴炎、郭正一、魏玄同等四人；但到武则天称帝期间，仅明经、进士出身者就激增到二十人，占这个时期宰相总数的一半左右。
——摘编自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材料三 唐朝前期，衡量进士策文好坏的标准，主要不是看文章的内容，而是看文章的词华，进士科选材多注重考生的文章或诗赋的文辞是否俊美华丽，特别是诗赋一项，一度成为进士科的重要标准。以至于张九龄曾上疏道：“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适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天宝年间，虽然进士科整体上依旧以文学取士，但李林甫为相期间，文学之士政治.上受到排斥，官吏的选拔上更加注重有实际能力的吏干人才。即便是安史之乱后，唐政府进士科的考核标准，也并非仅侧重实际才干，始终在诗赋取材和实干取材（文章策文）之间徘徊，反复变更。
——摘编自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述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形成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九品中正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这一时期科举选官发生了哪些变化？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唐进士科录取标准的变化
材料一 在赵宋王朝重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平定节使李筠、李重进的反叛之后，宋太祖实行朝官知县，文官知州，设通判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控制，将地方官僚生杀大权收归中央，收回地方节度使的兵权，为赵宋王朝300年沿袭不变，基本上形成了“政出于一”“权归于上”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央官僚机构的设置上，中书门下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财政权归于三司主管，而台谏制度的建立，又给言官“风闻言事”的监督权，从而对皇权和相权进行了限制。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评析》
材料二 古代雅典对官员和政治精类们的权力予以控制和约束，并保证政务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以充分保障公民有能力也有可能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雅典构建了一套预防权力集中的机制，如议事会的常设机构采取的是10个部落轮流当政的办法，议事会的负责人也由抽签决定，每天更换，任何人不得在一年中两次担任负责人。雅典陪审法庭没有专设法官，任何判决都由全体陪审员投票决定。雅典还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实行“认可听证会”。“认可听证会”就是在公民大会上经常就国家重要公职人员的工作是否称职进行信任投票，不称职，或被免职，或被撤职查办。
——摘编自张慧、张文伟《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特殊性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加强对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雅典防止权力集中所采取的措施。
| A．唐朝 | B．北宋 | C．明朝 | D．清朝 |
材料一 在1901—1905年间，《申报》刊载了关于科举革废的不同态度：
“各国之所以谋我者，于政治上、生计上，各有专科之学问间以应付，而我独恃隋唐时虚娇无用之人才与之决胜，论其现在，正如人用汽船，而我用帆船，人用火车，我用驴车……是停罢科举实为当今第一救亡之大计矣。”科举所得人才虽不若学堂之深通各种学术，但也不失为取才之一条道路。历史上科举得才比比皆是，“自唐宋以迄今日，名臣硕辅功业彪炳者多出其中，本朝胡、曾、骆、左、李诸公，经济文章卓卓可传，而究其进身之阶，亦皆由于科举。”不像学堂学生，言必曰“平权”“自由”“革命”，心术愈坏，邪说横行。将来学业告成，如何事君?
“虽然科举固有弊，而学堂亦未尝无弊。科举之弊在于泥古不化，平日只以制艺小楷为生活，一若舍此别无经猷”，学堂“更杂糅适以长，少年浮躁凌競之风”。当今之计，“当以科举与学堂合而为一，少年子弟必先肄业学堂，俟得有卒业文凭始准持以应试”。
——摘编自史善庆《社会舆论与科举革废——以<申报>话语为例》
材料二 表：《申报》中有关科举革废的意见表达形式统计表
| 年份 | 摺稿或章程 | 论说 | 新闻报道 | 广告 | 总计 |
| 1901 | 41 | 39 | 32 | 34 | 146 |
| 1902 | 75 | 38 | 94 | 27 | 234 |
| 1903 | 28 | 27 | 63 | 39 | 157 |
| 1904 | 10 | 6 | 65 | 21 | 102 |
| 1905 | 8 | 21 | 38 | 9 | 76 |
——摘编自吕艳婷《清末<申报>对科举革废的意见立场研究（1901—1905）》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关于科举革废的不同态度并说明其理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申报》‘科举制革废’的讨论”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政治性”和政治利益成为他们的首选。于是，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摘编自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材料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礼治”的关系。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的主要途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士大夫阶层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材料一 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36郡，并以郡统县。西汉末年增至103郡国（南方29个）。汉武帝在郡级政区之上设十四部作为监察区，但并不直接参与管理地方事务。东汉末年，为镇压黄中起义，州才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唐代开国以后，重新将郡改为州，又因湖南、四川一带少数民族归降使得州的设置变得更加密集，唐太宗时期一度达到358个州，这样在中央与州之间加设一层监察区变得必要，道应运而生。唐玄宗时，道发展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后来又经历了唐后期及宋辽金的道（路）州县三级制、元代的多级复合制、明清的省县二级制。值得说明的是北宋以后，南方一级政区比北方多。
——据马霄《中国“省管县”体制改革研究》等改编
材料二 1912年10月，北洋政府公布了省制改革草案。其一，废除省级政区，实行道、县二级行政区划制度。“分全国为四十乃至五十余道，道一面为国家行政区划，又一面为自治团体。每道辖县四十乃至五十有余。”其二，实行省道县“虚三级制”。之所以称“虚三级制”是因为“省长官为监督机关，不亲治民事，故为虚级”。第二个行政区划改革方案部分得到了实施，但其试图“废省存道”的用心昭然若揭，因而招致各方面的反对。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东北地方各级政府除了继续在治民以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作用外，也开始把社会管理与建设列为其施政范围之内，突出表现即是各级公署均设有这些方面的专职机构。如在省级政区，三省除了在省公署内均设有主管本省教育与实业的教育司（厅）实业司（厅）等机构外，其他一些由中央政府直辖的具有社会管理与建设职能的机构也相应成立，如东三省林务局、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采金局及各省管理土地清丈与开垦荒地的机构等。
——摘编自杨卫东《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演变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所学的知识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与民国北京政府地方行政体制调整的异同，并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影响作简要评析。
| A．提倡关注官员文化素质 | B．提出了复兴儒学的希冀 |
| C．要求反思当时选官制度 | D．主张以科举来引导士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