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代自秦以来，多数朝代的监察机关职责就是监察百官。自中央至地方垂直领导， 具有相对独立性，监察官员摆脱了行政、司法桎梏，被誉为“天子的耳目”。历代对监察官员的选拔均十分严格，而对监察官员的考核，比一般官员更加严苛，奖优罚劣力度极大。 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唐代的《监察六法》、明代的《宪纲条例》等都是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规制监察权行使。为使监察机构既发挥应有效能，又要防止监察机构形成社会和地方独立政治势力，皇帝一方面赋予监察官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同时又不得不压低他们的官职品级。
——摘编自巩建萍《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评析及其现代镜鉴》
材料二 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主张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坚决反对沿用封建监察模式，认为监察官员是对民选的国民大会负责，而不是对君主负责，并主张监察官员应从考试、选举、任 命等较为民主的方式中产生。要求监察机构作为政体的一个独立部分，加强对所有政府官员的监察，充分保证监察机制能够持续有效地发挥它的效能。同时，他们吸取了中国古代监察思想的合理成分，反对只依赖议会对政府进行监察，认定建立独立的，有较大权力的监察机制是必要的。
——摘编自马克敏《略论民国时期的监察思想》
(1)据材料一说明统治者为实现监察效能最大化所做的制度设计，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监察制在汉、唐、明三代发挥“天子耳目”作用的具体史实。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监察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宋代科举取士情况简表
| 科举取士人数 | 平均每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约为元代的30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 |
| 进士出身背景 | 据《宝佑四年登科录》所载，仅该年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的184人、平民出身的417人。 |
| 担任高官比例 | 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举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 |
| 进士及第方式 | 礼部录取后，要到殿庭复试。及第与否和及第等级由皇帝决定。 |
——据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等
材料二 一方面承负沉重的外部压力，一方面鉴于五代时期内部变乱频仍、政权倏忽更迭的教训，“稳定至上”始终是赵宋王朝内政措置的目标。外部压力当前，宋代的军力不振，一直被人诟病：“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据邓小南《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的立国特色加以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逻辑严密）材料 明朝对所有官吏的任用都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回避制度。从回避内容来说，可分为亲族回避、籍贯回避和职务回避三种。从回避的职官来说，可分为京官、地方官和一些特殊地位的官。一般来说，所有官吏都实行亲族回避，地方官吏实行亲族和地区的双重回避。一些重要的官吏则另有特殊要求的职务回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监察官回避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明朝监察官回避制度。
材料一：在雅典，官员“在任职前，其资格皆须先经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如果有问题提交法庭裁决，以确定其是否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期中都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员，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的刑罚或罚金，但是如果无罪，他即复职”。每个官员在任职期满后，还要由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和帐目进行审查。
——摘编自于江《雅典民主制评析》
材料二：两汉时期，中央监察机构开始独立设置，并形成全方位监察体制，监察官员在皇帝领导下独立行使监察职能。地方监察机构实行中央垂直领导体制，与地方政府无隶属关系。汉武帝时期，每个州设刺史一名，专职监察地方，后来设立的司隶校尉负责京畿七郡的监察事宜，尔后逐渐设立十三部刺史。刺史最初由丞相府司直节制，武帝晚期至昭宣时期则逐渐转归御史府管辖，这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诸多事宜具体由御史中丞执掌。
——摘编自赵青娟《汉代监察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雅典、中国汉代监察官员的举措。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雅典与中国汉代监察制度的共同意义。
皇帝机构设置备注唐太宗无任用了一批学士作为自己的政务顾问高宗北门学士负责辅佐皇帝处理部分国家政事，以分宰相之权玄宗翰林院起初取代中书省的部分职权，后来取代部分宰相权力，成为皇帝身边的决策中枢，贞元以后，人们有的称翰林学士为“内相”
评析材料中的备注信息（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语言表述清晰。）
材料一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一般是依据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即所谓“山河形便”。从元朝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以及经济区域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
——摘编自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二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设劝农官。次年设劝农司，以姚枢为大司农，派劝农使到各地考察农业情况。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蒙古人受汉文化的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取名的时候，采用汉人的字、号习惯，或者像汉人一样取俗名、小名……在道德观念上，部分蒙古人接受了汉人的习俗。在色目人、蒙古人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汉人也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学习和掌握蒙古语言文字、使用蒙古名字、受蒙古婚姻、服饰等习俗的影响。
——摘编自李治安《元史十八讲》
(1)根据材料一，指出“行省制”是如何促进元朝民族交融的。
(2)根据材料二，从民族交融的视角评析忽必烈时期的经济政策。
(3)根据材料三，概括元朝蒙汉民族间交融的基本特点。
材料一 秦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府，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佐丞相之职，御史府附从于相府之内。汉初承用秦制，御史大夫既为副丞相，又是监察长官。汉朝中央监察机关由司直、司隶校尉和御史府组成。司直属于丞相府官员，主要负责行政系统内的监察，集行政与监察于一身。西汉后期至东汉，御史大夫转为三公之一，御史中丞不再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成为独立的最高监察长官。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评析》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划分全国为十三部监察区，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定期监察工作。汉武帝还亲自参与制定适用于刺史的监察法律《刺史六条》。唐初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定期分巡各道州县。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改全国为十五道，监察御史亦增加至十五人。刺史和监察御史品秩虽低，但有权巡按郡国和州县长官，百司畏惧，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汉时期中央监察体制发生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地方监察的特点，并简评汉唐的地方监察制度。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御史大夫“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唐朝时，“凡丞相有阙，则御史大夫以次序迁”；明代的御史巡按地方时，各省的“布政以下，皆以作揖为名，曰候于御史之门”。秦朝监察机关其职不专，至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上形成第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兰台寺。而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地方稽查机构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在行使监察权力之时，监察机关与监察官员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监察。
——摘编自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
材料二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封建政治中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它通过监察百官和向皇帝谏诤朝政得失来行使职权，因而是封建国家机器的调节器。但是，在封建君主专制下，监察制度的兴废和成效，取决于皇帝的品质意志及皇权的强弱。秦汉时期，监察往往与行政、司法、军事及宫廷服务交织一起。晋代御史职权也很广泛，“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唐代监察体制没有改掉历代监察官吏职权混杂的通病，使唐朝末年一部分监察官吏演变为地方军阀。到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机构重叠，职权混淆，工作效率很差。
——林雅《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及其得失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
材料一 以往对科举制的评价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出现各种与历史实际不符的、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如下∶
寒门子弟既无力支付读书的费用，又没有关系照顾，很难高中和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同时，科举制不允许女性报考，将半数人口排除在外。
以“文章词赋，冠绝当时”的才子蒲松龄屡试不中而郁闷而死，《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喜极而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总之，科举制要么压抑或遗漏人才，要么造就迂腐儒生。
科举制造成科技于明清以后落后于西方。中国科技成就在世界上的比重，如下表∶
| 时间 | 前6—前1世纪 | 公元1—400年 | 401—1000年 | 1001—1500年 | 1501—1900年 |
| 占世界比重 | 50% | 62% | 71% | 58% | 29% |
——摘编自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等
材料二 孙中山多次谈到科举选拔人才的积极作用，认为“此制最为公允，为泰西各国所无”。1918年孙中山称科举考试为“中国良好之旧法”，期望在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的制度。1924年8月26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名义正式公布了《考试院组织条例》及《考试条例》《考试条例实行细则》等。
——摘编自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不等于否定科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材料所列“误区”的认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孙中山对待科举制的态度。
始于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千余年来一直是传统文化士人的进身之途……。
晚清士人对科举制时有非议，但科举制的废除被提上改革的日程则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之中。虽然维新派明确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主张，但不久即因戊戌政变而事实上未付诸实施。庚子事变后，科举改革的讨论又热闹起来。1901年，朝廷发布废八股时文，改试策论及永久停止武科的上谕，但并未对文科的废止问题表示意见。1904年，张之洞上奏认为，举办“新政”两年来，学堂未兴，是由于科举未停，主张分科递减科举，给一段过渡时期，使科举学堂归于一途。上奏得到批准。
1905年8月，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引起中国舆论的极大关注。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认为，科举已成新学的障碍，十年三科递减科举中额的方法已是缓不济急，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这个奏折得到谕旨的批准：“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试，亦即停止。”至此，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宣告结束。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科举制度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