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科举取士情况简表
科举取士人数 | 平均每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约为元代的30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 |
进士出身背景 | 据《宝佑四年登科录》所载,仅该年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的184人、平民出身的417人。 |
担任高官比例 | 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举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 |
进士及第方式 | 礼部录取后,要到殿庭复试。及第与否和及第等级由皇帝决定。 |
——据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等
材料二 一方面承负沉重的外部压力,一方面鉴于五代时期内部变乱频仍、政权倏忽更迭的教训,“稳定至上”始终是赵宋王朝内政措置的目标。外部压力当前,宋代的军力不振,一直被人诟病:“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据邓小南《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的立国特色加以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逻辑严密)材料 明朝对所有官吏的任用都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回避制度。从回避内容来说,可分为亲族回避、籍贯回避和职务回避三种。从回避的职官来说,可分为京官、地方官和一些特殊地位的官。一般来说,所有官吏都实行亲族回避,地方官吏实行亲族和地区的双重回避。一些重要的官吏则另有特殊要求的职务回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监察官回避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明朝监察官回避制度。
A.唐朝 | B.北宋 | C.明朝 | D.清朝 |
材料一 在1901—1905年间,《申报》刊载了关于科举革废的不同态度:
“各国之所以谋我者,于政治上、生计上,各有专科之学问间以应付,而我独恃隋唐时虚娇无用之人才与之决胜,论其现在,正如人用汽船,而我用帆船,人用火车,我用驴车……是停罢科举实为当今第一救亡之大计矣。”科举所得人才虽不若学堂之深通各种学术,但也不失为取才之一条道路。历史上科举得才比比皆是,“自唐宋以迄今日,名臣硕辅功业彪炳者多出其中,本朝胡、曾、骆、左、李诸公,经济文章卓卓可传,而究其进身之阶,亦皆由于科举。”不像学堂学生,言必曰“平权”“自由”“革命”,心术愈坏,邪说横行。将来学业告成,如何事君?
“虽然科举固有弊,而学堂亦未尝无弊。科举之弊在于泥古不化,平日只以制艺小楷为生活,一若舍此别无经猷”,学堂“更杂糅适以长,少年浮躁凌競之风”。当今之计,“当以科举与学堂合而为一,少年子弟必先肄业学堂,俟得有卒业文凭始准持以应试”。
——摘编自史善庆《社会舆论与科举革废——以<申报>话语为例》
材料二 表:《申报》中有关科举革废的意见表达形式统计表
年份 | 摺稿或章程 | 论说 | 新闻报道 | 广告 | 总计 |
1901 | 41 | 39 | 32 | 34 | 146 |
1902 | 75 | 38 | 94 | 27 | 234 |
1903 | 28 | 27 | 63 | 39 | 157 |
1904 | 10 | 6 | 65 | 21 | 102 |
1905 | 8 | 21 | 38 | 9 | 76 |
——摘编自吕艳婷《清末<申报>对科举革废的意见立场研究(1901—1905)》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关于科举革废的不同态度并说明其理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申报》‘科举制革废’的讨论”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政治性”和政治利益成为他们的首选。于是,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摘编自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材料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礼治”的关系。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的主要途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士大夫阶层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A.提倡关注官员文化素质 | B.提出了复兴儒学的希冀 |
C.要求反思当时选官制度 | D.主张以科举来引导士人 |
①派文官出任地方各州的长官知州 ②用文官担任枢密院长官
③设三司掌财政 ④设立“四监司”
A.①② | B.②③ | C.③④ | D.①④ |
材料 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而叛上,怒则以力相并”。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唐、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治理措施。(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从唐朝至元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规律和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