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是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监察范围宽泛，如汉初的《监御史九条》中，监察有讼者、盗贼者、伪铸钱者、非所当服者等。弹奏对象既可纠弹“官非其人”，也可议奏言“政非其理”。据统计，清代科道官共上奏疏687篇，其中弹劾之疏约占30%，言事之疏约占70%，许多事项实际上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一般事务。中国古代的监察不仅“劾”，还有“举（荐）”，其功能是罚赏俱有。此外，古代监察在违法犯罪发生之前就介入“事前监察”。在帝国政体下，监察的独立只能是外在的、相对的，而依附皇权是内在的、绝对的。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
材料二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的核心是五权宪法,其中监察权独立的思想,是他继承了中国古代监察权独立和吸收了欧美议会监察权制衡思想溶合而成的。其主要思想是“权能分治”、“五权独立”从而将监察院独立于立法机关之外，避免立法权过大，影响监察权的功能和行政权的运转。同时，监察院仅对国民大会负责，总统无权干预监察院行使职权，而监察院有权对总统行使弹劾权。这样，“权能分治”的理论为监察权对总统行使提供了理论依据。
——《民国时期的监察制度评析》
材料三 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正逐渐步入深水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探索实践的困境。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监察体制逐渐失去效力，导致苏联出现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从监察职能延伸、监察主体的合理构建、纪法与法法的衔接以及权力监督格局上进行路径创新，进一步提升国家腐败治理能力。
——摘编自聂应德、付扬《试论我国监察体制的创新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提出监察权独立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时期重视监察体制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宋代科举取士情况简表
| 科举取士人数 | 平均每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约为元代的30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 |
| 进士出身背景 | 据《宝佑四年登科录》所载，仅该年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的184人、平民出身的417人。 |
| 担任高官比例 | 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举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 |
| 进士及第方式 | 礼部录取后，要到殿庭复试。及第与否和及第等级由皇帝决定。 |
——据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等
材料二 一方面承负沉重的外部压力，一方面鉴于五代时期内部变乱频仍、政权倏忽更迭的教训，“稳定至上”始终是赵宋王朝内政措置的目标。外部压力当前，宋代的军力不振，一直被人诟病：“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据邓小南《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的立国特色加以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逻辑严密）材料 明朝对所有官吏的任用都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回避制度。从回避内容来说，可分为亲族回避、籍贯回避和职务回避三种。从回避的职官来说，可分为京官、地方官和一些特殊地位的官。一般来说，所有官吏都实行亲族回避，地方官吏实行亲族和地区的双重回避。一些重要的官吏则另有特殊要求的职务回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监察官回避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明朝监察官回避制度。
| A．唐朝 | B．北宋 | C．明朝 | D．清朝 |
材料一 在1901—1905年间，《申报》刊载了关于科举革废的不同态度：
“各国之所以谋我者，于政治上、生计上，各有专科之学问间以应付，而我独恃隋唐时虚娇无用之人才与之决胜，论其现在，正如人用汽船，而我用帆船，人用火车，我用驴车……是停罢科举实为当今第一救亡之大计矣。”科举所得人才虽不若学堂之深通各种学术，但也不失为取才之一条道路。历史上科举得才比比皆是，“自唐宋以迄今日，名臣硕辅功业彪炳者多出其中，本朝胡、曾、骆、左、李诸公，经济文章卓卓可传，而究其进身之阶，亦皆由于科举。”不像学堂学生，言必曰“平权”“自由”“革命”，心术愈坏，邪说横行。将来学业告成，如何事君?
“虽然科举固有弊，而学堂亦未尝无弊。科举之弊在于泥古不化，平日只以制艺小楷为生活，一若舍此别无经猷”，学堂“更杂糅适以长，少年浮躁凌競之风”。当今之计，“当以科举与学堂合而为一，少年子弟必先肄业学堂，俟得有卒业文凭始准持以应试”。
——摘编自史善庆《社会舆论与科举革废——以<申报>话语为例》
材料二 表：《申报》中有关科举革废的意见表达形式统计表
| 年份 | 摺稿或章程 | 论说 | 新闻报道 | 广告 | 总计 |
| 1901 | 41 | 39 | 32 | 34 | 146 |
| 1902 | 75 | 38 | 94 | 27 | 234 |
| 1903 | 28 | 27 | 63 | 39 | 157 |
| 1904 | 10 | 6 | 65 | 21 | 102 |
| 1905 | 8 | 21 | 38 | 9 | 76 |
——摘编自吕艳婷《清末<申报>对科举革废的意见立场研究（1901—1905）》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关于科举革废的不同态度并说明其理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申报》‘科举制革废’的讨论”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 从秦到清两千多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的说它是“专制政治”了。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多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以前曾不断的修改，以后自然仍非不断的修改不可。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的政治，找出几条大的趋势。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任选一项中国古代的制度，从“得失”的角度自拟论题进行评述。（要求：制度明确，论题鲜明，论从史出，史论结合，逻辑清晰，理论升华。）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政治性”和政治利益成为他们的首选。于是，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摘编自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材料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礼治”的关系。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的主要途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士大夫阶层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 A．提倡关注官员文化素质 | B．提出了复兴儒学的希冀 |
| C．要求反思当时选官制度 | D．主张以科举来引导士人 |
材料一 （隋创进士科之后）历代踵行，时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材料二 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此其选之精也。然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
——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
材料三 1905年全国工矿企业已达400家左右，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事业也逐渐兴办，这些无疑需要大量科学技术人才来操作和管理。同时，新式学堂的急剧增加需要众多的具有新知识的教师；清末新政中增设的许多政府机构如外交部、商部、学部……等，也都需要懂得相关专业的干员。显然，科举制无法培养、选拔这类新式人才。
——徐辉《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1)据材料一，归纳科举制的主要特点。
(2)据材料二，概括梁启超对科举选才的基本看法。分析梁启超上述议论的目的。
(3)在近代，科举制“西国莫不慕之”，而在中国却难逃被废除的命运。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述。
| A．分封制 | B．郡县制 | C．行省制 | D．四等人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