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伏尔泰十分赞赏中国通过科举和所谓根据个人品德才干遴选官员的制度。他在《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都有所谓举贤授能的论评,他认为中国皇帝是能洞察下情、任人唯贤的,因此不乏溢美之辞,称颂中国皇帝是:“以善良仁慈、行高德远而驰名遐迩的君主。”总之，“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人民”,这是伏尔泰从东方世界所看到的中国,确切地说是他从神秘而遥远的东方所“构想”出来的中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摘编自钱林森《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1901年8月,清廷颁布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明确科举考试，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实事,以求真务实。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905年8月,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引起中国舆论的.极大关注,立即废除科举制的呼声大涨。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得到清廷的批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宣告结束。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是民间势力逐渐兴起的时代.殷周宗法贵族社会的两大支柱一国野制与世卿制趋于瓦解，国人与野人、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日渐消失，礼乐制度下移，公子公孙对卿大夫的世袭被打破，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士和庶人可以晋升至大夫乃至卿相。孔子门下由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组成的儒家团体，正是新兴的“游士”阶层的最初代表。

正是儒家与其他学术团体和流派之间的“百家争鸣”，造成了华夏文化区域内一种跨国界的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一方面导致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一方面扩大了政治参与，使“君子”不再是一种身份限制，而成为一种政治抱负、一种人生典范，有心从政的人可以通过求学问礼，为迈入仕途创造条件。

——陈子明《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

材料二   西汉开国之初，尚有不少武力功臣。可是一旦百废俱兴，尤其是建国十年、二十年之后，旧臣凋零，就需要大量补充吏员，察举、征辟之事应时而兴。察举征辟就是从民间访求有才有德而又未仕之人，由于征诸乡里，因有“乡举里选”之说。我称此之为“公选”。公选的名目很多，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科。

——张传玺《秦汉中央集权制的“公天下”因素》

材料一   两宋政府颁布了多项行政法律以管理庞大的官僚群体。宋朝的科举考试开设了“明法科”，法律成为科考的重要内容。宋朝专门设置审官院负责京官和朝官的考课，还颁行《守令四善四罪》考课法。宋朝扩大了御史的弹奏权和行政监督权，“台谏官许风闻言事”；地方建立监司、通判监察体系，还特别制定《监司互监法》。皇帝亲自掌握御史的任免权，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为御史。还颁发了《名例敕》《职制令》《厩库敕》《杂敕》等，对监察官的职权与活动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摘编自杨世鑫《法制前提下的宋代公务员管理》

材料二   在西方国家，凡职业文官都要经过竞争考试，而不是靠私人关系或党派背景。文官管理有统一的人事管理机构，如美国和英国的文官事务委员会等；有统一的人事制度和法规对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实行综合管理，并使他们在各部门之间，在中央和各级地方单位之间转调、轮换、流动等。美国政府还把分类法应用于几乎所有文官职位，文官“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文官必须忠于国家；严守国家机密；文官一律不准从事任何与本部业务有关的盈利事业；文官不得参加政党活动，不得公开发表政见，或对政府施政任意批评，使政府感到为难。

——摘编自焦冠军《西方文官制度概要》

材料一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下同）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理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摘编自刘建军《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一 在唐代，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之多，阶层之广，都是中国古代所罕见的，唐玄宗不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马球能手，而且爱好围棋、斗鸡。与前代主要作为宫廷娱乐项目和军事训练为主要目的的体育活动相比较，唐代体育已趋于大众化。足球用球和球门已与现代足球非常接近，除两队角逐、竞争胜负的踢法外，还适应不同参与者产生了其他踢法。女子不仅和男子一样进行打球、骑马、射箭、弈棋等体育活动，而且还创造出一些自己的专运动项目。

——摘编自黄中安《论唐代的体育活动》

材料二 19世纪30年代，英国相继颁布了《公路法》《城市警察法》对城镇中混乱的街头足球运动者进行惩罚，大量以残害动物取乐的娱乐活动在此时也被政府严厉禁止。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不仅意识到健康的心智和强健的身体有着很大的关系，也认识到适当的体育运动能够培养人们遵守规则和纪律的习惯，激发团队精神，培养领导能力，甚至可以提高人们为帝国服务的能力。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在体育文化领域发展的最显著特征是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出现，社会中萌发出了一股竞技热。各个公学、大学之间，社会上各类体育俱乐部之间频繁举办各种赛事。大量的郊区体育运动俱乐部也开始对女士开放，年轻的男女可以自由的共享公共运动，不必担心流言蜚语的纠缠。

——摘编自杨海霞《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中产阶级的休闲娱乐》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