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代实行科举之初，还保留有公荐制度，因此造成考场请托盛行。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接受请托，引起不满，穆宗下令“覆试”，结果已录取的14个官员子弟有11人被黜落，由此开创了榜后覆试制度。会昌三年（843年），礼部尚书王起权知贡举，提出“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以限制公卿子弟入仕。宋代为保证公平取士，废除了“公荐”及“公卷”制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同时严格了考场纪律，严格了贡院管理，考生入场前要进行搜检，以防夹带文字资料入场。后又做了技术性改进，如淳化三年（992年）开始实行“糊名考校”，即将试卷封印糊名。真宗时，始行誊录制度，即将考生试卷誊录后再送考官评阅。金朝在考生入场搜检环节非常严格，金世宗大定年间行“沐衣更衣之法”，令考生入场前先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明代防弊制度更为严密，除专设监试御史，以及弥封、誊录、对读、监门、搜检等专管官员外，还令考生入场后每人单独一号舍，由号军看守，发现有挟带舞弊者，“于场前枷号一月，满日问罪革为民”。为保证公平取士，清代创设了许多新的规定，如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覆试制度、回避制度等。

——摘编自李世愉、贺晓燕《从制度建设看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

材料   武则天一方面创设北门禁中学士制度，竭力破格提拔在职的一批下级文吏；另一方面她“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一批有卓识才华的文人学士进入宫用。……更重要的是，她扩大科举规模和入仕人数，由皇帝亲自出面主持制举和殿试，提高科举取士的声望，吸引士人积极应试。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她和高宗“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这是两圣殿试的开始。当时应试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场面之美轮美奂、试题之丰富多彩、入仕授勋之荣耀光彩，确为我国文化史上“最盛大之节目”。武则天就是通过这些措施，提拔一批批普通地主的士人进入统治机构并让其中一部分人和皇帝直接见面，攘为要职，权据要津，参与朝政，议定国是，他们后来成为武则天夺权称帝的亲信和心腹，组成武周政权的统治班底，为完成武则天的武周革命，献计献策，竭尽全力。

——摘编自胡祥《论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

材料   宋朝初年军事制度明确规定：皇帝直接掌握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院与三衙分握调兵权和管兵权，帅臣拥有统兵权，但战时由皇帝临时派遣，率兵出征，事定之后，兵归三衙。宋朝的军队有三种：禁兵、厢兵和乡兵，边境地区又有番兵。禁兵是国家的正规军，任务是守备京师，担任征战和屯戍边郡、地方的任务。厢兵是地方军队，实际上是一支专任劳役的队伍，担负筑城、修路、运输等任务，多不训练。乡兵即民兵，是非正规的地方武装，但有些区域内的乡兵反而因保境卫士而有较强的战斗力。宋朝的禁兵、厢兵都实行募兵制，“亢健者”选入禁兵，“短弱者”选入厢兵。应募后，家属可以随营，本人须黵面刺涅为标志，中途不得退役，实则终身服役。兵员空缺则从子弟中补选，如逃亡或犯罪，惩罚极重。

——摘编自詹子庆《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其中编户齐民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编户齐民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其基本动力来自国家间竞争的加剧，目的在于富国强兵。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编户齐民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并在汉代趋于定型。编户齐民对于“大一统”国家形态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分家立户”，国家政权得以直接掌握国家人口，显著提升了国家获取赋役的能力，奠定了“大一统”的经济和军事基础。二是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王朝国家建立起了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加上家户单位的自主性治理，使得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大为提升。

——摘编自黄振华《编户齐民与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

材料二 古希腊以城邦制度闻名于世，许多独立小国并存的形态贯穿了希腊文明的始终。城邦的理想是独立与自足。因此，城邦的人口数量是政治家和思想家关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可见，城邦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持一定的公民人数，防止过大或过小。……实际上，城邦可以通过扩大或缩小公民条件的办法来控制公民的人数，公元前5世纪雅典几易公民条件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要保持一定的数量，就要包括鼓励和控制生育两个方面。

——摘编自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