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       唐代实行科举之初，还保留有公荐制度，因此造成考场请托盛行。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接受请托，引起不满，穆宗下令“覆试”，结果已录取的14个官员子弟有11人被黜落，由此开创了榜后覆试制度。会昌三年（843年），礼部尚书王起权知贡举，提出“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以限制公卿子弟入仕。宋代为保证公平取士，废除了“公荐”及“公卷”制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同时严格了考场纪律，严格了贡院管理，考生入场前要进行搜检，以防夹带文字资料入场。后又做了技术性改进，如淳化三年（992年）开始实行“糊名考校”，即将试卷封印糊名。真宗时，始行誊录制度，即将考生试卷誊录后再送考官评阅。金朝在考生入场搜检环节非常严格，金世宗大定年间行“沐衣更衣之法”，令考生入场前先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明代防弊制度更为严密，除专设监试御史，以及弥封、誊录、对读、监门、搜检等专管官员外，还令考生入场后每人单独一号舍，由号军看守，发现有挟带舞弊者，“于场前枷号一月，满日问罪革为民”。为保证公平取士，清代创设了许多新的规定，如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覆试制度、回避制度等。

——摘编自李世愉、贺晓燕《从制度建设看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两唐书》所记载的830名唐代进士中，丘族子弟达589人，占总数的70.96%；小姓约109人，占13：213%；两者合占84.10%，寒素家子弟132人，仅占总数的15.9%。这表明，士族子弟在九品中正制瓦解后，在门阀势力屡遭压抑和打击的情况下，纷纷涌入科举行列，并凭借其深厚的家庭文化素养、家学传统及社会关系基础，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极大成功。

材料二   唐朝一直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什伍”。唐后期，工商杂类入仕情况已出现，但制度上的限制仍未取消。北宋明确取消了这一限制，使过去一直被排斥于仕途之外的“工商杂类”子弟和边远地区的士人都有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机会，可以说，到了宋代，科举取士几乎已无任何身份上的限制了。像唐代那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的世家豪门在北宋已基本上消失了。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标准，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除夏商周时期是以血缘为唯一标准外，其余大部分时期，德与才都是文官选拔标准的主旋律。夏商周三代官吏的选拔范围严格限制在血缘关系之内，他们遵从的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官职高下的“亲贵合一”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国纷纷摒弃以血缘为标准的选拔制度，打破了贵族制人事制度下的等级界限，使一些有才能而出身卑微的人得到重用。隋唐时期，创立了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入宋，工商杂员子弟亦被允许报考，甚至僧侣道士也能应试。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孙中山认为，治国关键在于选拔和任用官员，国家机关是由大小各种官吏管理运转的。官吏的好坏称职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管理的成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常任文官制，一般只对普通文官即“下级官吏”实行考试，而“委任官”亦即政务官则通过直接选举或委任制产生，这具有严重缺陷。实行考试制度，不仅能保证人民选用德才兼备的“专门家”组成国家官吏队伍，且符合中国国情和传统。在孙中山看来，考试是实现平民政治、平等政治的美意良制。考试以其公平性在形式上为无论贫富贵贱的人提供了一个均等机会，特别有助于社会底层成员通过努力读书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改变自己的地位。

       ——摘编自魏春明《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研究》

材料   明朝对所有官吏的任用都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回避制度。从回避内容来说，可分为亲族回避、籍贯回避和职务回避三种。从回避的职官来说，可分为京官、地方官和一些特殊地位的官。一般来说，所有官吏都实行亲族回避，地方官吏实行亲族和地区的双重回避。一些重要的官吏则另有特殊要求的职务回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汉代出现了以“河堤谒者”为代表专司治河的水官。河堤谒者无事时巡察河堤排除隐患,河决时组织河工堵口,同时还负责河渎庙的祭祀。河堤谒者直接代表皇帝将中央的指令及时部署到地方。下表是依据相关史料统计的河堤谒者一览表。

注:犍为资中今属四川；扶风平陵今属陕西；沛国萧今属安徽；琅邪不其今属山东；东莱曲成今属山东；山阳东缗今属山东。

——摘编自王星光、冯乐辉《河堤谒者与汉代黄河国家治理体制的构建》

材料   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政治呈现出独特的特征。早在秦朝统一前后，中国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择优录用的科层选拔体制。帝制中国自公元前221年建立其间历经数番朝代更替，但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得以绵久不绝。帝制中国开疆拓土，特别是在北方影响的扩展，常常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土之后自身汉化的结果。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由文官控制，除非内战乱世，武将一般没有干涉政事的能力。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而政府又对各种信仰抱有较高的宽容态度。商人阶级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臻至顶峰的北宋时期，亦是如此。

——摘编自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