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很早时期起，血缘亲族关系纽带在希腊社会中就被打破了。公元前六世纪，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破和改造雅典社会结构中残存的血缘亲族组织。希腊城邦不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商业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航海贸易往来的频繁和扩大，大量外邦人迁入定居，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腐蚀和瓦解了古希腊社会中的血缘亲族组织。
——摘编自《古代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
材料二 从秦朝建立到五代十国，宗族在封建国家的建立中不断被分解、变异。秦朝仍实行“家天下”的政治统治，血缘亲疏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汉武帝时，“徙强宗大族，不得族居”。东汉时，宗族以士族门阀形式持续到了魏晋。隋唐宗法受到毁灭性打击，但因其顽强生命力，并未完全排除于国家政治生活。由宋到清，宗法逐渐内化为主体政治结构的潜在因素，一改以往的贵族存在模式，将自身形态深入到民间基层，形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群体，既维护了宗族的长治久安，也稳定了国家政治体制。
——摘编自王露《中国古代宗族与臣民意识研究》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古代雅典血缘亲族组织削弱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试分析古代中国血缘宗族的发展特征及影响。
材料一 有学者说，周代的宗法制完备而严格，是一个成功的创造。继位的族长在宗族中有对宗族祖先的主祭权、对族人政治上的治理权、对宗族内共有经济的支配权。同一宗族内，“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民”。这种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君统宗统的合一。
——摘编自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
材料二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理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宗法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该制度对西周政治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分析春秋时期政治制度变革的趋势及其原因。依据战国时期的历史，说明“制度的重新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