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层即贵族层、统治者层皆按宗法制组成父家长制集体大家庭。这种大家庭是一个血缘亲属关系复杂、人数众多、组织庞大的宗族集团。宗族集团或异财，或共财，或异财共财相结合。虽然在宗族组织中，有时又分成若干分支家庭，甚至小家庭，但这些个别家庭在社会与政治、经济活动中均不具有独立性格，而是被埋没在宗族体系之中。
材料二
16世纪一位英国面包师的家庭构成(单位：人)
材料三
随着大工业的兴起，人们大多从事手工业、商品生产等市场经济活动，美国的家庭不再具有男耕女织的特点。工业化的发展使得美国家庭生产职能逐渐消失。同时随着社会中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使得家庭的教育职能转到社会中。……在工业革命以前，家庭发挥生产和分配产品与服务的职能，而工业化则将家庭的这一职能转移到了社会，家庭转而称为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中心。此外，就家庭的派生职能而言，家庭在宗教、娱乐和保障方面的作用，也逐渐为相应的社会机构所替代。
——邢瑞《论工业革命对美国家庭变迁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春秋时期家庭的主要特点。简述形成上述特点的历史背景。
(2)对比材料二、三，概括工业革命后西方家庭职能的主要变化，并结合相关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有学者说，周代的宗法制完备而严格，是一个成功的创造。继位的族长在宗族中有对宗族祖先的主祭权、对族人政治上的治理权、对宗族内共有经济的支配权。同一宗族内，“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这种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是是君统宗统的合一。
——摘编自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
材料二
东汉以后，强宗大族遍布各地，他们筑堡坞，置部曲，把持地方，操纵官吏，战乱时建立宗党武装，形成割据势力……两宋时期，宗族发展出现“千年土地八百主”的现象，“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高官大族也可能“家世零替”。如何整合族人、延续世系、复兴宗法，成为宋代士大夫面临的共同难题。随后，以建宗祠、置族田、修宗谱、定族规、立族长为主要特征的宗法家族制度得以全面复兴……明清时期，家法族规和乡规民约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批准，成为传统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清末民初，宗族组织原则发生了某些变化。上海王、朱两氏将祠堂族长制改为族会制，“从事家族立宪”。1918年该族增订族会章程，1924年修改，并经会员大会讨论通过。曹氏宗族的管理体制也开始近代化，规定族众有参与宗族事务的重大权力。此外，浙江绍兴阮氏宗族在1923年之前设立该族议事、执行二部，实行任期制，由选举产生。
——摘编自常建华撰《中国文化通志•宗祖志》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代宗法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宗法制的发展变化，并根据材料及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以来宗法制度“全面复兴”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指出清末民初宗族管理和周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我们应如何认识宗法制的这种演变？
材料一 宗法制在周代完备而严格，继位的族长在宗族中有对宗族祖先的主祭权、对族人政治上的治理权、对宗族内共有经济的支配权。同一宗族内，“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这种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君统宗统的合一。
——摘编自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
材料二 清末民初，宗族组织原则发生了某些变化。1905年，上海王、朱两氏将祠堂族长制改为族会制，“从事家族立宪”。1918年该族增订族会章程，1924年修改，并经会员大会讨论通过。曹氏宗族的管理体制也开始近代化，规定族众有参与宗族事务的重大权力。此外，浙江绍兴阮氏宗族在1923年之前设立该族议事、执行二部，实行任期制，由选举产生。
——摘编自常建华撰《中国文化通志·宗祖志》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周代宗法制的特点，并分析该制度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民初宗族管理和周代相比有何不同，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3）我们应如何认识宗法制的这种演变？
材料一 在史前时期，丧葬中的祖先崇拜主要是强化血缘关系；商周则是维系宗族秩序、统治秩序、伦理秩序。秦汉继承了这种崇拜，祖先总体上成为最流行的信仰对象，加入了“三纲五常”道德观念，丧葬礼仪被系统化、制度化，从此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同时，“天”是终极的境界、至上的神祇，盘古神话成为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共同拥有的民族神话和维持认同的重要标志。
——摘编自《秦汉民间信仰文化认同功能研究综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汉及以前中国民间信仰形成的影响因素，并说明秦汉民间信仰的积极作用。
材料二 明末清初，“中国民间信仰问题”在东西方文化首次深层碰撞中被西方传教士提了出来，他们是全盘否定中国民间信仰的始作俑者，把其一概看成“迷信”；“迷信、愚昧、落后”的大帽子全都扣在千千万万民间信仰的老百姓头上。这种“西方成见”，盛行于民国近现代思想界，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批判倾向。近年来，我国学者策略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义，为民间信仰“去污名化”。
——摘编自《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若干思考》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民间信仰被中国近现代全盘否定的历史背景。
材料三 20 世纪，“南洋地区”即东南亚华人社会里，大量源自中国故乡的民间信仰形态现已成为表达与强化“华族”(华裔)认同的主要载体，以及促进所在地文化对话的重要媒介。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妈祖信仰扮演了重要角色，妈祖被诗意地称为“海峡和平女神”。
——《信仰复兴与信仰自觉一一中国民间信仰的新世纪观察》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代我国学者为中国民间信仰“去污名化”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是民间势力逐渐兴起的时代，殷周宗法贵族社会的两大支柱——国野制与世卿制趋 于瓦解，国人与野人、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日渐消失，礼乐制度下移，公子公孙对卿大夫的世袭被打破，通 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士和庶人可以晋升至大夫乃至卿相。孔子门下由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组成的儒 家团体，正是新兴的“游士”阶层的最初代表。……正是儒家与其他学术团体和流派之间的“百家争鸣”， 造成了华夏文化区域内一种跨国界的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一方面导致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一方面扩大了政治参与，使“君子”不再是一种身份限制，而成为一种政治抱负、一种人生典范，有心从政的人可以通过求学问礼，为迈入仕途创造条件。
——据陈子明《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
材料二 西周作为短暂的一瞬消失了，但创始于斯的宗法组织和宗法结构并没有随之在政治制度上一起消失。自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承袭了宗法观念和宗法传统，使中国封建政治呈现出诸多特征，这些 特征又都具有浓厚深刻的宗法色彩。中国封建政治中的等级制源于原始的血缘宗亲关系，它表现为绝对的 君臣隶属原则和极端的皇权主义……中国封建政治还有一个宗法特征是亲贵合一和裙带作风，最终导致了 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中反智主义倾向，即反对理性，经验守旧，这是封建宗法政治又一特色。
——摘自《中国历史纵与横》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作用。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百家争鸣” 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宗法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A．防止同姓内部因争权而致内斗 | B．扩大和加强与异姓集团的合作及联盟 |
| C．避免同姓婚配造成不育或后代畸形 | D．崇尚伦理道德，传承周先族遗风 |
材料一 有学者说，周代的宗法制完备而严格，是一个成功的创造。继位的族长在宗族中有对宗族祖先的主祭权、对族人政治上的治理权、对宗族内共有经济的支配权。同一宗族内，“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民”。这种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君统宗统的合一。
——摘编自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
材料二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理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宗法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该制度对西周政治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分析春秋时期政治制度变革的趋势及其原因。依据战国时期的历史，说明“制度的重新建构”。
| A．因孔子受到历代推崇 | B．鲁国的历史更为悠久 |
| C．受宗法制正统观念影响 | D．由分封制等级体系决定 |
材料一 乡村是宋代地主阶级士大夫在社会变迁面前提出的挽救社会危机的基本建制,其途径就是通过士大夫自觉地义务地在乡村建立起开展思想教化的组织或机构, 向全体民众宣传传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吕大防兄弟于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首先创立了吕氏乡约。该乡约规定:“在地方上推举年高德劭者一人为都约正,另外推举两位有学行者为约副。每月另选一人为直月。”年高有德、堪身体力行之人是被推举为乡约正副的基本条件,即声望和学识是乡约凝聚力形成的基本要求,其主要任务是扬善惩恶,对乡里社会实行教化,在乡里社会提倡互敬互爱、患难与共的淳朴社会风气。这本是过去历朝乡里制度所一贯坚持的宗旨,汉代至唐代的三老教化属于官方控制,但到了宋代,这一任务却日渐转由吕氏乡约这样的民间组织加以执行。
——摘编自王日根《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
材料二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他认为,“大凡世界各国,其行政网愈密者,其政治愈良好、愈进步……意欲由行政网不漏一村入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做到不漏一家而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可言”。第一个阶段自1917年9月至 1922年3月,是“官治提倡村制之时代”,山西省公署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编村的幸程、条例等,并成立专门的机构自上而下推行新“村制”;第二个阶段是1922年3月至1928年,是 “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山西省公署设立了专门的考核机构——村政处,以行政力量促进新“村制”在各地的具体落实。经过不断完善,阎锡山用来实施“村政”的组织机构,由省起至乡村的邻,共建立起九级行政管理组织,即省署一村政处一禁烟股、考核股、总务股一区一县一段一编村一闾一邻一居民(另加村范委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阎锡山终于取得了将国家行政管理网络直接延伸到乡村社会的初步成功。
——摘编自马义平《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一一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材料三 2014年9月召开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指出,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乡约管理制度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山西新“村制”与宋代乡约管理制度的不同和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培育当代新乡贤的条件。
材料一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期，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氏族的称号。而氏则出现于后来的父系氏族社会，是姓衍生的分支，是古代贵族特有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贱民和奴隶才获得了“姓氏”。
刘姓，源自尧的后裔刘累。祖根于河南鲁山，后代以刘为姓，此为刘姓主源。春秋时期，周匡王封小儿子于刘邑，号刘康公，其后以刘为姓。西汉初年，刘氏子孙分封各地，形成望族；“娄敬劝高祖都关中……赐姓刘氏”；皇室宗女嫁给匈奴单于冒顿为妻，冒顿姓孪，但按照匈奴贵者皆从母姓的习俗，孪氏子孙皆姓刘。北魏孝文帝时，鲜卑族的独孤氏改为刘姓。
——摘编自陈建魁《中国姓氏文化》
材料二洪秀全称王后，在其长子“天贵”的名字后加了一个“福”字，希望其永保社稷、代代为王。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被视作封建传统的“字”、“号”遭到摒弃，人们纷纷响应“一名主义”。文学经典也常作为取名的来源，如“林徽因”，取自《诗经》“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人用“斯、基、娅、莎”等俄文音译字为孩子起名，“卫国”、“跃进”、“忠红”等名字屡见不鲜；改革开放后，除“丽娜”、“杰克”等洋名不断涌现以外，更多的人给名字赋以文化意蕴，如“勇、伟、超、倩、颖”等；一些用字逐渐演变成男女通用字，如：“鑫、晓、洁、聪、亮”等；四字非复姓名字出现，极大地减少了重名率，也进一步体现了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和特立独行的时代特征。
——摘编自张军红《从姓名用字透析21世纪以来国民思想变迁》
材料三中国长期以来，姓氏随男，从遗传学角度来说，许多遗传疾病只在同样姓氏的人群中传播，因此形成了“同姓不婚”的现象。姓氏起着明血缘、追溯源、连宗连支的纽带作用。修族谱、建祠堂、扶贫济困、互助守望，增进了同姓氏之间的血缘亲情。海外华侨纷纷寻根认祖、捐资助学、兴办实业，投身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近年来，海峡两岸多次共同举办祭祀黄帝、炎帝的相关庆典活动。
——摘编自肖锐《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贱民和奴隶获得姓氏”的原因；简析“刘姓”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以来中国人取名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姓氏文化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