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家训传统源远流长。内容上既有一般的家训，更体现为贞节观念的强化、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百姓；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欲使人口繁盛、家世绵长，必须“使子弟佳”，从而徼福避祸。我国古代的士人阶层，或置产、或传学、或立德、或垂训，为“使子弟佳”大费苦心，形诸文字，便形成了一笔丰厚的“家训”遗产。

——摘编自陈延斌《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材料二   关于西周的历史，罗香林认为：“他（周武王）把过去已被人灭掉的部落或诸侯之国重新建立起来。这在当时，曾得到大众的拥护，是其获得的第一步成功。第二步是完成了对亡殷的防范工作……第三步是以功臣开发边区，‘屏藩王室’而封建诸侯，这使亲亲贤贤的工作也随之成功了。”王玉哲认为：“周武王东征灭商后，曾经进行分封，在黄河流域各地区，广建侯卫……但这次分封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东方还没有平定下来，有些诸侯仍不能赴国……且埋下了政治的隐患。”

——摘编自罗香林《中国民族史》和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

材料一古罗马时代，法律之范围，极端狭小，故曰：“法律者，维持城市化秩序所必需之规则之总和也。”基此定义，法律只建筑于限制极严之功利基础，其作用，在维持现状，在维持已然之社会生活，则当日之法律，并无创造性也明矣。然则其原因安在耶？曰，当日之国家，只可谓各家族之联合体，家族内部之处置，国家不得从而干涉之，故有权者为家族，而非国家，有严格之家法，而无有力之国法也。降至西历纪元前后，受希腊哲学思想之影响，法律观念为之一变，赛尔苏斯曰：“法律者，善良公平之艺术也。”意若曰：法律者，何者为善，何者合乎正义，何者足称平允之标准也。其基础，导源于自然法，嗣因与天主教一直吻合，复受宗教势力之推助，故是项理论，颇有权威，而足以推翻前说。

——陈朝壁《罗马法原理》

材料二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摘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