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的，制度自身自有其惯性。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如官僚的选任，新中国成立之初通常会“急于选拔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位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又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深层原因。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化”提炼出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叙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郡内设置“监”这一官职。汉初，各地方不定期派遣御史去监察。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则"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縻间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颁布“推恩令”，还三次大规模地出击匈奴，使匈奴远遁漠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这样，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基本摆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纯监察制度是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察州制，故清顾炎武称"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二 东汉建立之初，为迅速消灭割据，加强地方军政协调统一，以应战时需要，光武帝往往拜心腹重将为州牧（刺史），或委任原割据势力头目为州牧，以笼其心，祚其力。因战时经济政治的需要，光武帝还扩大了州牧对地方政务的参与权，并且自光武帝时，州牧在政务上也领导了郡守。不过，刘秀令州牧统兵、领郡县乃为迅速平定各地军阀割据混战之需要，其后，"遂罢州牧，复置刺史"，然光武及继承者在剥夺州牧军权的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其行政权力，乃至后来又不得不在一部分乱州重新委任刺史领兵作战。这一时期，刺史、州牧虽有反复，但无论是州牧，还是刺史，其主要职能乃是地方官之治州抚民。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内亲民政，外领兵马”，势大权重，跨州连郡，割据混战。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实行刺史制度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归纳汉代刺史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北宋因大力强化征调体系开拓工商业财源，整顿两税收入，财政汲取能力较唐代大为提高。尽管北宋实行募兵制，财政支出远超唐代，但仍得以较好地维持了军费、官俸等财政支出，保障了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行。同时，北宋以更为周密和积极的财政举措在社会治理方面建立了多项新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与之相伴的是地方财政压力和民众赋税负担不断加重。在北宋前期，军队和官僚数量尚未膨胀，财政征收及中央对地方财权的收夺尚不严苛。但北宋后期，收夺地方财权的手段－无额上供钱、经制钱及各种封桩钱花样迭出，地方财政日陷窘境。这种趋势从北宋后期到南宋不断加重，最终虽不至于如朱熹所说路州都明谕下级“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但地方财力的确在不断弱化。
——摘编自黄纯艳《北宋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
材料二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这次统一财经工作，主要是在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的管理等方面将过去一些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统一财经的主要内容为：在财政收支方面，实行统收统支，将财权集中于中央；在商业贸易方面，规定各地国有贸易机关及企业的业务范围和物资调动，使其均由中央贸易部统一指挥；在工业方面，将国家所有企业，按重要程度及规模大小，分三种办法管理；在金融方面，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调度总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除对外汇实行统一管理外，还对所属分支机构及其他国家专业银行的存贷负有指导监督责任。1951年5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及《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等文件，重新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限。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财政体制与新中国初期财政体制的异同，并说明新中国初期财政体制建立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财经的影响。
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乡村治理形态发生变化的原因，并说明近代乡村建设试验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治，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于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王夫之《宋论·太祖十五》）且不论王夫之对神宗时期的微词，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清代学者戴震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美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
——摘编自陈振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
材料二 晚明的学士很欢喜干政，不过太无常识，所言论的与实际政治相隔太远。流寇遍地，有人主剿，有人主抚，一讲到方法上便目之为支离了。所以是一无实际。明末的士风这样，所以为清初学者的晚明遗老都有一种觉语。顾亭林便是其中之一个，他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我弗敢知也。”
——摘编自王桐龄著《中国史》（下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亭林的观点，并简析其提出该观点的原因。
材料一 “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其中编户齐民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编户齐民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其基本动力来自国家间竞争的加剧，目的在于富国强兵。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编户齐民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并在汉代趋于定型。编户齐民对于“大一统”国家形态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分家立户”，国家政权得以直接掌握国家人口，显著提升了国家获取赋役的能力，奠定了“大一统”的经济和军事基础。二是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王朝国家建立起了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加上家户单位的自主性治理，使得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大为提升。
——摘编自黄振华《编户齐民与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
材料二 古希腊以城邦制度闻名于世，许多独立小国并存的形态贯穿了希腊文明的始终。城邦的理想是独立与自足。因此，城邦的人口数量是政治家和思想家关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可见，城邦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持一定的公民人数，防止过大或过小。……实际上，城邦可以通过扩大或缩小公民条件的办法来控制公民的人数，公元前5世纪雅典几易公民条件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要保持一定的数量，就要包括鼓励和控制生育两个方面。
——摘编自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编户齐民是如何推动大一统局面形成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人口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材料 两千年间，行政区划的置废分合过程是不断发生的，不但无年不有，几至无月不有。不过同时设置许多政区的现象不多，而一次性并省大量政区的情况却是常有之事。一般情况下，新政区的设置多是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人口的逐渐增加而从容进行的。在短时间内，有大量政区同时建立，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在今宁夏一带的黄河一线，一次就设置四十四县；汉武帝元鼎六年起，“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今广州）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又如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以后，六年之间封侯143人，意味着设置143个侯国，这些侯国少数以一个整县置，大部分是从秦代旧县划出部分地而设立。这说明汉初短短几年之内，就至少增加100多个县级政区的建置；再如隋后期原有郡190个，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逐，李唐为了壮大势力，招降纳叛，凡是表示归附者，都给予州刺史的名号，因而大量“权置州郡”，一时间，州数膨胀到五六百之多。但是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者，往往不能持久，西汉初年所封列侯，到中期已所剩无几，汉武帝元鼎五年一次就免侯削爵106人，意味着撤销106个侯国的建置。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1)根据材料，说明影响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置废分合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汉武帝元鼎五年大量免侯削爵的原因。
材料一 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传说源源流长。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皆言黄帝”。
孔子曰：“黄帝者……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礼服）。治民以顺天地之纪……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
——《大戴礼记•五帝德》
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使百姓保持质朴本真之心），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庄子•大宗师篇》
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制定）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刑罚），外用甲兵，故时变也。
——《商君书•画策》
(1)阅读材料一，比较诸子笔下黄帝形象的异同，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状况，说明异同产生的原因。
材料二 汉武帝初年，汾阴巫锦掘地获一古鼎，群臣以“太帝兴神鼎一”、“黄帝作宝鼎三”、“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相贺。公孙卿认定武帝所获之鼎即黄帝之鼎，视该鼎为天子“受命而帝”的天降祥瑞。武帝遂供鼎于帝廷。元封元年，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太初元年，汉武帝采纳臣僚建议，认为黄帝主土德，位居中央，“五行莫贵于土”，“五行莫贵于黄”，定汉以“土德”受命，“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
——摘编自邓乐群《秦汉时期炎黄崇拜的神人转换》、张茂泽《黄帝与黄帝祭祀》等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汉武帝推崇黄帝的目的。
①统治者的崇文国策 ②知识分子社会基盘扩大
③理学教育普及 ④印刷技术的提高
| A．①② | B．①②③ | C．②③④ | D．①②④ |
(1)以上三幅图是秦、隋、元三个朝代一级地方行政区治所示意图。观察图片分别指出三幅图对应的朝代。
(2)一级地方行政区治所的分布与政治、经济（包括人口数量）等有密切关系。从秦到元一级地方行政区治所南北密度分布有何变化？并简析导致其变化的具体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