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乡村治理形态发生变化的原因，并说明近代乡村建设试验的历史作用。
材料 汉代出现了以“河堤谒者”为代表专司治河的水官。河堤谒者无事时巡察河堤排除隐患,河决时组织河工堵口,同时还负责河渎庙的祭祀。河堤谒者直接代表皇帝将中央的指令及时部署到地方。下表是依据相关史料统计的河堤谒者一览表。
| 姓名 | 任职称谓 | 籍贯 | 任职时间 | 原任职属 | 离任去向 | 入仕途径 | 史料来源 |
| 王延世 | 河堤使者 | 犍为资中 | 成帝建始五年 | 无 | 光禄大夫 | 征 | 《汉书•沟洫志》 |
| 许商 | 河堤都尉 | 长安 | 成帝时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汉书•沟洫志》 |
| 平当 | 骑都尉 | 扶风平陵 | 成常时 | 钜鹿太守 | 光禄大夫 | 察廉 | 《汉书•沟洫志》 |
| 李寻 | 骑都尉 | 扶风平陵 | 哀常初 | 黄门侍郎 | 徙敦煌郡 | 察孝廉 | 《汉书•沟洫志》 |
| 陈宣 | 河堤谒者 | 沛国萧 | 光武帝时 | 谏议大夫 | 以病免 | 征 | 《后汉书•五行志》 |
| 王景 | 河堤谒者 | 琅邪不其 | 明帝永平十五年 | 侍御史 | 迁徐州刺史 | 辟 | 《后汉书•明帝纪》 |
| 王诲 | 河堤谒者 | 东莱曲成 | 顺帝阳嘉三年 | 不详 | 迁在沈州 | 不详 | 《水经注•济水》 |
| 司马登 | 河堤谒者 | 山阳东络 | 顺帝阳嘉三年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水经注•济水》 |
| 相里平 | 河堤谒者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万娃统谱》 |
| 关并 | 河堤谒者 | 扶风平陵 | 约新莽时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全汉文》《中华娃氏大典》 |
注:犍为资中今属四川；扶风平陵今属陕西；沛国萧今属安徽；琅邪不其今属山东；东莱曲成今属山东；山阳东缗今属山东。
——摘编自王星光、冯乐辉《河堤谒者与汉代黄河国家治理体制的构建》
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选取表中的一个或多个角度,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
材料 隋代管理军籍的军府称骠骑府，炀帝时改成鹰扬府，州郡地方官与军府无相互统领关系，隋代统领地方州郡兵的都尉，也与地方无关。唐代前期的地方军事力量以府兵为主，唐代州县官员中，刺史被明确规定具有与军事行动相关的职权。代宗朝规定，州级政府与折冲府共同拥有对隶属于地方户籍的府兵的管辖权，府兵户籍必须同一般民户一起登记，归州县所管。“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在州级场合，刺史遇到突发军事事件时，可以先自行发兵，但必须呈报中央。此外，府兵的招募工作也有州县级政府担任，这种有地方官和折冲府共同进行的府兵军事管理机制，相互监督，使军权得到有效的发挥。
——摘编自夏炎《唐代刺史的军事职掌与州级军事职能》
(1)根据材料，指出唐代州级政府对府兵管理权限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解析唐代州级政府对府兵管理权限变化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汉初在恢复分封制的同时,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边远地区也不例外。各边郡置郡守一人,其下设有丞和长史,边郡的官吏称为“边吏”。南方边郡地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郡太守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民族内部的关系,帮助他们发展经济,移风易俗。南方边吏任职时间普遍较长,且无固定的任期。此外,在南方,以内郡人治理西南地区的北部诸郡,以西南地区的北部诸郡人治理其南部诸郡,但地方大姓在当地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大,一些大姓家族甚至把持了地方政权。
——摘编自颜雅彬《略论汉代的边郡制度》
材料二 清军入关后,在疆域统一进程中逐渐发现,由明代继承而来的职官制度无法满足边疆治理需求。为此,清朝建立之初,在边疆官员来源上采取就近推升的方法,由督抚根据地方形势,推荐就近官员升任,“四川有缺,在于陕西附近推升;广东有缺,在于福建附近推升”。为缓解边疆“缺官”问题,对愿赴边疆的官吏适度放宽选任条件,并予以优抚。“顺治十二年（1655年）,题准,福建、广东、四川、湖南地方边远,不拘科分,即准拣选。”清初沿用考满制度,边疆地区将边俸制度与考满制度配合使用,通过缩短考察年限,为边疆官员提供更多的升迁机会。顺治十三年（1656年）,兵部尚书王永吉提出的“缩减边俸考满较俸年限”建议被采纳,边俸制度进行了相应调整。
——摘编自戴龙辉《从边俸到边缺:清代边疆官员选任中的制度演替》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南方边吏任职的特点及弊端。
(2)根据材料二,归纳清初边疆官员选任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 《史记·夏本纪》写道：“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董作宾认为，殷墟卜辞中的侯、伯、子、男诸称谓在殷商时期皆可为诸侯的爵称，商代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分封制度，这与西周推行的分封制度是相同的。
材料二 作为周室屏藩的诸侯，是经过周天子的册封而后成立的。分封制度下的诸侯国是一种通过人为的途径组织起来的兼具邦国规模与周朝地方组织双重性质的共同体，不同于过去那种由古代氏族部落各自分蘖繁衍而形成的族邦组织。那些在夏商时期构成当时“天下万邦”政治格局的所谓“邦”、所谓“国”，都不是夏商王朝人为分封的结果，而是早已存立于世的地方组织。
——摘编自沈长云《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
材料三 汉唐地方层级都发生过从二级向三级的转换，二级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央直接管理地区过多，负担较重，于是增设州等层级，协助中央对地方的监督、管理。但增设的层级，往往容易变成实际的一级行政区，引发割据问题。
宋代的统治者发展了“虚三级”的体制，即路、州、县三级。路没有统一的行政机构和单一的行政长官，与州牧、藩镇节度使不同，路一级由帅、漕、宪、仓四司共同构成，地方事务一分为四；在州之上，不存在单一的行政区划，比如这个州的帅司、漕司、宪司是属于某一路的，而它的仓司属于另一路，这虽然容易造成管理的复杂和混乱，但是不容易导致地方长官权力过于集中；州可以不通过路直接向中央奏事。宋代地方制度的设计，体现了“防弊”与“分权”的原则，使宋代的地方政府虽是三级制，但没有造成东汉末、唐后期地方割据的情况。
——摘编自叶炜《中国古代史十四讲》
(1)辨析材料一和材料二中的“分封”概念的不同。
(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从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角度，分析宋代的路与汉代的州、唐代藩镇的异同。
材料一 秦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府，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佐丞相之职，御史府附从于相府之内。汉初承用秦制，御史大夫既为副丞相，又是监察长官。汉朝中央监察机关由司直、司隶校尉和御史府组成。司直属于丞相府官员，主要负责行政系统内的监察，集行政与监察于一身。西汉后期至东汉，御史大夫转为三公之一，御史中丞不再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成为独立的最高监察长官。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评析》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划分全国为十三部监察区，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定期监察工作。汉武帝还亲自参与制定适用于刺史的监察法律《刺史六条》。唐初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定期分巡各道州县。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改全国为十五道，监察御史亦增加至十五人。刺史和监察御史品秩虽低，但有权巡按郡国和州县长官，百司畏惧，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汉时期中央监察体制发生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地方监察的特点，并简评汉唐的地方监察制度。
材料一 陕西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对宗族小子的诰命，其中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治理）民”。周人选伊洛地区营建新都，此地便于各地诸侯贡赋，也方便王朝对四方诸侯的控制。在西周，父既是宗君又是尊长，君臣之义等于父子。通过各种礼的举行，周人的社会秩序和规则得到确立和维护。乐通常配礼而行，其作用在于协调上下、体现和谐。周人认为，商灭夏、周灭商，都不过是“惟恭行天之罚”。周之所以受命，是丈王、武王能行敬天、明德、安民。因为民心、民意是统治者德行影响的结果，是上天意旨的风向标。
——摘编自《西周的核心政治理念统治模式创造性地解决了早期国家的跨区域治理难题》
材料二 楚汉战争中 ，刘邦封韩信、英布等人为王。对于西汉中央来说，这是个严重威胁。刘邦消灭这些异姓王后，又将自己一些年幼子侄分别封为王，称为同姓王。汉武帝统治50余年，在继承汉初专制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某些重要改革，如将全国地区分为13个监察区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创造了数个第一，使西汉王朝达到鼎盛时期。
——摘编 自晁福林《中国古代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统治者的治国理念。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西周相比，西汉在治国模式上的明显不同，并以具体史实说明汉武帝“创造了数个第一”。
材料 唐五代以来，随着临时差遣职任增多，出现了任事者所带官衔与所莅职事日益分离的现象。这种任官方式，对于沟通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造成朝官与州县官身份高下迥异，职任的内外调易，往往造成其地位、待遇不同的现实问题。宋代建立后，总结前代“方镇太强、君权太弱”的教训，宋太祖实行“命朝臣出守列郡”的办法。经过十数年的经营，诸道之.内，京朝官知州、知县和通判已经普遍设立。在“知县”“知军州事”制度之下，官员转迁之际，可以升陟其“官”而不易其任，甚至直接加县令以京朝官衔而知县事。从而形成了“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的设官分职制度。
——摘编自邓小南《试论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宋前期任官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制度建构的要素。
材料 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的，制度自身自有其惯性。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如官僚的选任，新中国成立之初通常会“急于选拔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位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又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深层原因。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化”提炼出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叙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传说源源流长。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皆言黄帝”。
孔子曰：“黄帝者……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礼服）。治民以顺天地之纪……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
——《大戴礼记•五帝德》
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使百姓保持质朴本真之心），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庄子•大宗师篇》
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制定）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刑罚），外用甲兵，故时变也。
——《商君书•画策》
(1)阅读材料一，比较诸子笔下黄帝形象的异同，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状况，说明异同产生的原因。
材料二 汉武帝初年，汾阴巫锦掘地获一古鼎，群臣以“太帝兴神鼎一”、“黄帝作宝鼎三”、“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相贺。公孙卿认定武帝所获之鼎即黄帝之鼎，视该鼎为天子“受命而帝”的天降祥瑞。武帝遂供鼎于帝廷。元封元年，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太初元年，汉武帝采纳臣僚建议，认为黄帝主土德，位居中央，“五行莫贵于土”，“五行莫贵于黄”，定汉以“土德”受命，“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
——摘编自邓乐群《秦汉时期炎黄崇拜的神人转换》、张茂泽《黄帝与黄帝祭祀》等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汉武帝推崇黄帝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