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后直接授官，充分适应了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顺帝阳嘉元年考试经术笺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 唐代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考，当时的取土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善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唐代朝廷经常派遣监察官员或特使巡行各地，在视察地方政治的同时，监督校核官员课绩。宋代地方监司既管监察，又掌考课。宋代中央监察部门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也时常过问官员的善恶、能否。宋廷考察地方官吏时并不专一倚重地方监司，而经常是通过监司、御史台各自系统独立检举、相互核查。
——摘编自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
(1)据材料一，概括西汉察举制的选官原则及东汉察举制的发展表现。
(2)据材料二，归纳唐宋时期科举制的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科举制的积极意义。
(3)据材料三，概括唐宋时期官员考察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 秦在中央设立了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府，其长官是御史大夫。在御史大夫之下设御史中丞、侍御史、监察吏等各级监察官员，而以监察史负责地方各郡的监察事务。汉承秦制，以御史大夫为全国最高长官，全国最高监察机构亦称御史府，又称御史大夫寺，别号“宪台”。汉代在御史大夫之下设有御史中丞和中丞，其具体的职务是内掌图书秘籍，外督十三部刺史， 举劾案章，居殿中察举非法。御史中丞之下设御史、侍御史，其具体职责是监察违法、举劾违失、受理中央诸公卿奏事，典法度、掌律令、督察部刺史等。汉代在完善中央御史府机构的基础上，还先后设立了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司直系丞相，司隶则直属皇帝。
——《从秦到明清监察朝度的变迁》
材料二 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设置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为视察区；一年之后文帝又将其用做监察区域，派遣官员分州“出刺诸郡”，九州视察区由此与监察区合而为一。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益州、幽州、并州，另外有朔方、交趾二郡，称朔方刺史部、交趾刺史部，共称十三刺史部，或“十三州”。每区由朝廷派遣刺史一人，专门负责巡察该区境内的吏政，检举不法的郡国官吏和强宗豪右。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改刺更为州牧，直接掌握一州的军事、行政、民政等大权，位于郡守之上，十三部遂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东汉末年，各州牧更是趁乱夺取本州军政大权。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改刺更为州牧，直接掌握一州的军事、行政、民政等大权，位于郡守之上，十三部遂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东汉末年，各州牧更是趁乱夺取本州军政大权。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承秦制在监察制度中的表现及其创新，并归纳秦 汉监察体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演变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清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并分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监察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礼记》记载了最早的“谏议”传统，上古有虞氏部落设立“尊老”制度。年长者通过智慧与影响力内化百姓，外谋发展左右舆论，教化法礼已具备现代智库的基本特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和士大夫们普遍建立“养士”制度，被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决策咨询机构雏形“稷下学宫”，汇集天下英才，使齐国一度成为当时最强盛的诸侯国。
秦汉时期正式设置谏议制度委以谏议大夫等官职向皇帝直言，包括奏议和封驳等。秦朝还设置了“博士”官制，让当时的知识渊博者担任政策咨询与决策顾问的角色。六朝时期进谏与封驳的功能分到了门下省，成为中央建制的定规。经过数百年的演变，谏议制度已相当正式化与行政权力分工明晰。唐代决策咨询机制得以强化，谏议制度更为兴盛。不仅设立翰林院，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传承还有草拟机密诏书的职能，更建立了成熟的谏官系统。宋代沿承了翰林院制度，翰林学士在改制后成为正三品的正式官员，是皇帝名符其实的“专职高级顾问”。
——摘编自王文《古代中国智库的理念制度与实践》
材料二 明代设置殿阁大学士为辅政官员，担任皇帝顾问。此外还有诸如掌院学士、侍讲侍读，庶吉士等不同分工与级别的官职，机构越来越庞大智库作用越来越明显。清代的决策咨询制度与机制则更为庞杂。殿阁大学士得以沿袭并设四殿二阁。随着清朝不断卷入近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中，地方摆脱中央自行招募僚佐以帮助治理地方事务，成为清代政治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最典型的幕府事例，莫过于曾国藩幕府，其培养出来的李鸿章、左宗棠等多位晚清大臣。
——摘编自王文《古代中国智库的理念、制度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智库发展呈现出的基本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智库制度得到强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智库的作用。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是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监察范围宽泛，如汉初的《监御史九条》中，监察有讼者、盗贼者、伪铸钱者、非所当服者等。弹奏对象既可纠弹“官非其人”，也可议奏言“政非其理”。据统计，清代科道官共上奏疏687篇，其中弹劾之疏约占30%，言事之疏约占70%，许多事项实际上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一般事务。中国古代的监察不仅“劾”，还有“举（荐）”，其功能是罚赏俱有。此外，古代监察在违法犯罪发生之前就介入“事前监察”。在帝国政体下，监察的独立只能是外在的、相对的，而依附皇权是内在的、绝对的。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
材料二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的核心是五权宪法,其中监察权独立的思想,是他继承了中国古代监察权独立和吸收了欧美议会监察权制衡思想溶合而成的。其主要思想是“权能分治”、“五权独立”从而将监察院独立于立法机关之外，避免立法权过大，影响监察权的功能和行政权的运转。同时，监察院仅对国民大会负责，总统无权干预监察院行使职权，而监察院有权对总统行使弹劾权。这样，“权能分治”的理论为监察权对总统行使提供了理论依据。
——《民国时期的监察制度评析》
材料三 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正逐渐步入深水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探索实践的困境。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监察体制逐渐失去效力，导致苏联出现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从监察职能延伸、监察主体的合理构建、纪法与法法的衔接以及权力监督格局上进行路径创新，进一步提升国家腐败治理能力。
——摘编自聂应德、付扬《试论我国监察体制的创新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提出监察权独立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时期重视监察体制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天子每过五年都要率领百官和侍从们去巡狩四方，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公德。夏、商、周三代除天子巡狩外，还没有“方伯”并“受命于王”，对称臣纳贡的异姓诸侯和分封的同姓诸侯进行监察。秦汉时期巡视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分层与分部巡视相结合，职权分明，各司其职，形成了多维的行政巡视体系，即刺史巡视制度，用该制度监督地方要员。隋唐仍沿袭御史台制度，监察御史代表皇帝出巡地方，监察郡县，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性。唐朝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任务是“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唐朝巡视制度形式多元，分工明确，制度完备，为以后朝代所效仿。明朝的巡视制度在封建专制史上是最完备的。明成祖朱棣正式确立御史巡按制度，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六科给事中，成立六个独立的监察机关，负责监察全国官吏，评论政务，规谏皇帝。清朝沿袭明朝，由监察御史和提刑按察使共同负责对地方进行巡视。
材料二 1809年，瑞典议会认为由司法总监对行政官员的监察并没有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需要建立一项独立于政府的、监察行政官员的制度。1918年，芬兰建立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及司法监督制度。芬兰司法总监和议会督察员是芬兰政府机关中的最高监察官，他们根据宪法监督各机关及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这两种监察官一般由著名法学家担任，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巡视，倾听公民意见，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和公务员的举报。
——摘编自王明高《国内外巡视监察制度之借鉴》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作用。
(2)综合以上两段材料，比较西方近现代巡视制度和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不同点。
材料一 明初洪武年间，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负责对全国的监察工作；同时创设六科给事中制度，六科给事中分工监督六部，除了直言规劝、封还皇帝失宜诏令、驳正臣下奏章违误之外，亦负责举发督察、检举罪状等事务。同监察御史相比，两者职务基本相似，御史被称为道官、察官，给事中则被称为科官、言官。在地方层面，采取分道巡按的办法，将全国以“道”为单位，划分为多个监察区，各道由隶属于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分别掌管各道监察工作。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监察机构形成了单线垂直的相对独立体系，确定了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监察官员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确保监察机构独立运作，监察系统上下一体，监察权力的高效行使。
——摘编自饶文波《廉洁文化之旅之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
材料二 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建立起了相应的监察系统。1914年3月，袁世凯颁布了《平政院编制令》，成立平政院。同年4月，又公布《纠弹例》，5月又颁布《行政诉讼条例》和《诉愿条例》。而后又将上述法规条例分别改为《纠弹法》《行政诉讼法》和《诉愿法》，并根据《平政院编制令》在平政院下设肃政厅，与惩戒委员会专司行政监察权。同年6月16日，颁布《审计院编制法》，专司原为参议院职权的国家财政监督。自此，北洋政府也建立了一套以平政院为核心的监察系统。北洋政府的监察制度，在形式上只是部分保留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些制度，但实质上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监察制度为封建专制体制服务的精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种行使监察权的专门机构，恰恰是欧美国家议会监察制度所没有的，它是由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固有传统发展而来的。北洋政府的这一套中外政治制度文化合璧的监察体制，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独立的监察院提供了“模板”。
——摘编自姚秀兰《南京国民政府监察制度探析》
(1)根据上述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北洋政府监察制度与明代监察制度的不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影响监察制度变化的因素。
材料 监察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萌芽于夏商周时期，秦汉初步建立。汉朝在中央设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以察举官吏违法为职责。汉武帝时，开始在地方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隶属于御史台，负责监察郡县。唐朝的监察制度，在总结汉以来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成熟和定型的“一台三院”监察体制。御史不仅是察吏之官，也是“掌律令”之官，无论治吏与明法都与御史密切相关。首先，“察官人善恶”，使监察的覆盖面扩展到所有的官僚；其次，将户口、赋役、农桑、库存等经济指标列为监察的内容，显示对经济监察的重视；最后，司法监察已成为监察的重点，皇帝派出巡按地方的监察御史多奉命察大案、要案、冤案。除《监察六法》外，皇帝对御史每次巡行的监察重点都作出明确的指示。元代有完善的监察制度，中央御史台承唐制，地方上独创行御史台。明朝监察制度最为完备，把所有官员都置于严密监控之下。清朝的监察制度大体沿袭明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监察体系。
——摘编自《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完善监察制度的措施。(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演变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社会巨变的战国时期。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宋初统治者认识到官员的俸禄与其廉洁的关系，实行了一项精简官编制、合并州县、提高官吏待遇的政策。州县官员编制精简后，每位州县官加俸五千钱，之后又不断增加各种额外的津贴。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给予官员的俸禄待适是最为优厚的。宋代的这种高薪，对于官员的廉政有正面的保障作用。
——《宋史》
材料三：朱元璋坚持“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的观点，立下了“杀尽贪官”的决心，制定峻法，惩治贪官。《大诰》就是重典治贪的具体表现。《大诰》中普列各式酷刑，如断手、斩趾、阉割、枭首、凌迟等三十多种。朱元璋还创造“剥皮实草”之刑，凡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朱元璋还建立了厂卫制度，锦衣卫直接绕过国家正常的司法机构进行缉捕、拷问，其主要惩治对象是不法官吏。
——单卫华、赖红卫、张相军《中国廉政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分别概括宋初和明初廉政措施的特点，并分析历代封建王朝重视监察制度建设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