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选拔制的实行，最初还是德才、学识、家世三个标准并重。由于九品中正选拔制在选拔程序、选拔对象、选拔细则等方面缺乏规范化和制度化，加之选拔过程缺少监督，使得官员选拔过程中黑幕重重，腐败滋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实际上到了中后期，家世成了官员选拔唯一标准，实际上又回到了以世卿血缘关系为标准的时代。
——摘编自周新军《我国古代官员选拔标准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为了改进以往各朝的官员选拔方式，隋唐至明清时期，实行了科举考试选拔官吏制度。这一制度的优点是把官员选拔和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科举考试成绩来体现德才的标准，具有某种量化的成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官员选拔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可以说.科举制度对官员选拔的方向起到了比较好的引导作用，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要想做官，就只能好好读书。在科举制度下，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得以脱颖而出，尤其是在文学领域。但是科举考试并不注重对人的实际执政能力的考核，因而不可能真正做到优选领导人才，但通过考试这种形式来考量候选者的素质和修养，却为后来的官员考任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摘编自周新军《我国古代官员选拔标准的历史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分析其主要的弊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至明清时期选官制度的主要特点，并简析这一选官制度。
2 . 材料 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的反思和调整，唐朝的科举和选官都逐渐回到才学标准上来，文学与政事的隔离逐渐被重新结合所取代。到德宗贞元（785—805）年间，科举考试中以内容而不是词华作为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最终确立下来。制举的发展也随之出现了新的动向。德宗建中（780—783）、宪宗元和（806—820）时期，制举科目设置多与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成为经常使用的科目。此科要求有广博的经史知识，能够提出经世治国的方略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均出自此科，其中不少人甚至做到宰相。它还要求举人对时政没有保留地提出意见，这不仅是对人才的选拔，还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贞元元年，陆贽起草《冬至大礼大赦制》，以此制书为标志，将科举、铨选等一系列问题联系起来，为唐代考试选官制度提出了最理想化的模式。
——摘编自董文静《制举的发展与唐代选官制度的完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中期选官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朝中期选官制度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注：宰相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显学》。此处，宰相泛指有权势的官员，并不特指某一官职。）
——（战国）韩非子《韩非子·显学》
材料二
中国历代宰相籍贯分布示意图
（注：图中宰相包括秦汉丞相、相国、三公，唐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及同平章事，明清大学士。）
——余意峰《中国历代宰相籍贯分布的时空变迁规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3月
(1)运用所学知识，从人才选拔的角度分析材料一观点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出材料一观点对现代人才选拔的借鉴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过程。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宰相籍贯分布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 唐初进士科考试只试策,并不试文,后来又增加了帖读、帖经和杂文等形式不ー、不够规范的考试项目,但不定。高宗时,杂文成为进士考试的法定项目。开元以来,科举和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时海内和平,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唐玄宗遂对进士考试进行了两次改革。一是开元六年,针对考试中的浮艳文风,下诏要求“自今以后,不得更然”,科场及文坛都有所触动,时为宰相的张说和苏颋在骈文写作中崇雅浮艳,运散入骈。在当时,宰相有阅榜及定夺取士名单的特权,苏、张的文风之变对文坛骈丽浮艳之习有改易之功。二是开元二十五年,针对进士试中诗赋过于讲究声律的现象,颁布《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调后的进士试确立了“三项剖”:帖经、杂文、策,更加重视文词。
——摘编自张晓敏《唐代进士科改革与文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玄宗进士科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玄宗进士科改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