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因为诸事不是依少数人意见而定，而是取决于多数人，所以就叫做民主政治。这是不是说是属于每个人的东西呢？法律是为所有的人制定的，对于有私人纠纷的人来说，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至于职街，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优于他人，这并非由于他的出身，而是由于他的才能和功绩，使他获得重要地位。反之，贫穷并不能使一个有才能为国效力的人，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埋没。

——摘编自（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材料二   在罗马共和国早期，权利主体只能是罗马市民。公元212年，卡里卡拉帝授予殖民地臣民市民资格，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外来人都获得罗马市民权之后，才逐渐取消了对罗马市民法主体的限制。罗马法的主体之所以如此狭隘有限，是与罗马早期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罗马市民资格的普遍授予不仅使帝国内所有的臣民都成为罗马市民，而且确认了所有人（除奴隶外）在法律上的平等，从而带来了私法权利的统一。

——摘编自谭建华《试论罗马法形式主义的演变》

材料一   与分封制相适应，商周的官员选拔采用“世卿世禄制”。三代（夏商周）时期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是贵族，……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政府职务，世代为官……春秋时期，秦、楚等国都在新占领的地方上设立县和郡，作为新的行政建制。……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取代贵族领主的职业官僚。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明朝内阁制度萌芽于洪武，继承于建文，发展到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任命解缙等七位儒臣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的灭亡。内阁有辅政职责和备顾问的秘书功能，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协助六部等机构维持国家行政体制的运行。但内阁和阁臣对政治的干预在法律上是不被认可的。虽然“内阁权日重”，但内阁作为一项制度却不具备一般体制所应有的特性，更多地表现的是无序性、随意性以及制度的不完整与不健全性。

——摘编自王广军《试析明朝内阁制的政治效能》等

材料三   许多被出卖的人们，我已使他们回到这神所建立的雅典。其中有的无辜被售，也有的是因故出卖；有的为了可怕的贫穷所迫，逃亡异地，不复说他们自己的阿提卡语言，远方漂荡，也有的惨遭奴隶的卑贱境遇，甚至就在面临着主人的怪脾气发抖，我都使他们解放。我便这样的事情普遍流行，调整公理和强权，协和共处，这样我应允的事都已一完成。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

——古希腊某诗人、政治家

材料四   罗马法从它最初颁布十二铜表法的时候，就已经清晰地区分了私法和公法。……德国当代民法学家梅迪库斯说；“私法一般奉行决定自由，不必说明理由，与之相反，公法中的决定则受到约束。”这可能才是公法与私法最重要的差异所在。……换句话简单说，就是公法所调整的行动，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而私法调整的行动，则依照当事人自身的意愿进行。

——摘编自萧瀚《罗马法——权力边界观念的起源》

材料五   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克服了专制王权，议会成为最高权威。在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框架内，英国又用和平、渐进方式实现政治权力的转移，从而完成了政治民主化历程。

材料   梭伦“看到国内大部分是贫瘠无用之地，而航海经商者也绝不会为那些没有东西交换的人输入货物，因此他就把公民的注意力引向工艺，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叫他儿子学会一种手艺，他就不能叫他儿子赡养他。”梭伦还把工商业活动提到与农业同等的地位。正是在这一政策的鼓舞下，众多雅典人参与了工商业活动。如伯里克利总是把自己土地上的产品拿到市场出售后，再购回生活必需品，说明他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公元前415年雅典远征西西里时，许多士兵带着货物，打算在沿途进行贸易。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来看，雅典农民对工商业活动亦极为熟悉。正因如此，雅典工商业中分工相当细密，如武器匠中有专为人制头盔缨饰者；商人中有腊肠贩、蜂蜜贩、面包贩等，足以证明其分工专业化程度很高，也说明其工商业活动的发达。”

——摘编自晏绍祥《梭伦与商鞅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

材料一：雅典宪政代表了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峰，但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存在诸多缺陷。它是19世纪以前世界史上最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手段是原始而简陋的。它赋予了公民以充分的积极自由，但却忽视、压制了消极自由。它构建了多元主义的权力结构和严密的权力监控机制，但权力交叉现象明显，分权制衡机制既不健全，更不科学。它是以大量金钱和时间投入为代价的，运行成本昂贵。

——摘编自程汉大《雅典宪政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材料二：1871年宪法规定，帝国的首脑是德意志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采用世袭制。皇帝是陆海军队的最高统帅，有权宣战、媾和、缔约、接受和委派大使，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两院，签署和颁布法律。宰相是帝国的首席大臣，由普鲁士宰相兼任。宰相只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任期取决于皇帝的意愿，议会无权要求宰相辞职，若议会多数反对宰相，皇帝可解散议会。宰相主持帝国政府，在内阁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曾公开宣扬：“朕的意志是最高法律……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

——摘编自程汉大《西方宪政史论》

材料一   伯利克里改革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在民主政治中，贫困不能阻碍一个公民参与城邦公共事务；二、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工资津贴的制度；三、政府的工作人员从人民当中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一年以后再抽签；四、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作为决定城邦政治事务的机构，公民大会凡是18岁以上的男子都可以参加由各部落推举产生。公民大会推选产生500人（议事会）和所有公职人员，大家一起讨论城邦事务，并以表决的方式做出决定。

——摘编自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

材料二

图1

创立于克里斯提尼时期，若某人在公民投票中得票超过6000，将被判处流放国外10年。

图2

水时计：法庭审理案件时，用于约定原告和被告的发言时见解，控制双方用时等同。

材料三   第5表：死者的财产需按其遗嘱进行处理。

第8表：如果有人打断自由人的骨头，他须偿付30阿司罚金；如被打折骨头的是奴隶，罚金可以减半。

第11表：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

随着奴隶制经济以帝国一统天下的规模达到空前的繁荣，罗马法取得了自己独特的发展，于民法、商法、私法等方面建立了较完密的体系，使其他古代民族难以望其项.正是由于罗马法遵循平等理性的自然法则，因而最为日后的资产阶级所利用，使他们轻而易举、立年见影地把罗马法用之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总而言之，罗马法也像其他古典传统的优秀遗产一样，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良师益友。

——摘编自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

材料一   在古代，没有哪个民族比雅典更重视自由演说，希腊文明与演说自由密切相关。在雅典，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演说家通过自己的雄辩才能，宣扬民主、自由，赢得多数人民的支持，完成自己民主改革的使命。由于雅典公民大会议事时留给演说家的时间并不多，因此，能够在公民大会上演说的演说家也只能是少数被人们信任的人。这些人往往成为城邦事务的实际领导者，利用人民的信任推行公民大会的决议。虽然演说家的出现往往招致反对派的不满，但他们作为城邦政治的李生物，却能够积极维护公民的权利，捍卫城邦的政治地位，并使雅典公民大会一直对寡头政治取向心存警惕。

——摘编自杨巨平王志超《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材料二   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领袖往往也是军事将领，雅典将军普遍参与政治活动。公元前4世纪时期，将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趋减弱，公民大会受到演说家的控制，演说家成为政治上的活跃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伯里克利是雅典将军参政向演说家参政的转折点，在伯里克利之后，雅典将军与演说家在政治上逐渐分离，演说家与将军区分十分明显。演说家的出现符合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演说家是雅典民主政治始终都存在的传统。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及公元前4世纪的战争，虽然给雅典将军提供了展示军事实力的舞台，但长期的海外作战，也割断了将军与政治的关系，雅典政治领袖逐渐由将军向演说家转变。

——摘编自晏绍祥、张岩《“沉默的”将军：古典时期雅典将军参政情况研究》

材料一   当代有人评论说：梭伦改革时国家政权机构和司法制度进行了民主化改革。……这些措施打破了贵族时政权的垄断，赋予平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为政治民主化开辞了道路。

材料二   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形成一种宽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没有这个宽松的环境，工业革命不会出现……如果社会是压制性的、控制型的，那么任何创造都会被扼杀在萌芽阶段——萌芽没有了，树也不会有，所以社会和政治环境非常重要。

——摘自钱乘旦《西方那一块土》

材料三   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可决弹劾之；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可决弹劾之；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总统制定官制官规。须提交参议院议决；任免文武职员、国务员及外交大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告大故、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摘编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四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实现了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败尝试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材料一   （雅典民主政体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把权力交给所有的公民，不需要国家管理者具有专长，不要求他们具有真知灼见。一个国家应当由既有专业知识又有道德的人去治理，统治不是有王笏的人，不是偶然选中的人，不是攫取财富的人，不是使用强术骗术的人，而是有统治知识的人。

材料二   英国代议制发展简要进程

材料三   法国代议制发展简要进程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