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鉴于这种城市与城郊乡村地区的人口流动性，估测雅典城邦的人口相比估测雅典城内的人口更具价值，也更实际。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例也表明，雅典城无法容纳、安置整个城邦的人口。当斯巴达人兵临城下，烧毁城郊的村庄、农田，居于城郊的雅典人退到城内，城市便显得拥挤不堪，瘟疫也接踵而至。事实上，也正如芒福德所评价的，雅典在城市规划和卫生设施方面相当落后，街道只能算是小巷，垃圾、粪便到处都是，定期处理的办法也只是将它们堆积在城郊，消毒基本靠阳光。从这一点来看，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那场大瘟疫的悲剧是必然会发生的。

——摘编自李月《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史观》

材料二       政府当局从来不管工厂设在哪里，不会让工厂集中设在某一特殊地区，不会把应当远离人们居住地带的污染严重、噪声大的工厂专门隔离，也不会为了人们的健康而把这类工厂与附近居住地区隔开。唯独“自由竞争”决定工厂的位置，毫不考虑规划上的功能分区，这样，在工业城市里，工业、商业和生活居住三者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没有什么人对这样的环境进行尖锐的抨击，要知道，在那时期，如要提到噪声、震动、污物等就会被认为娇气。在19世纪，对城市各式各样的有害身心和环境的现象，上层人士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当萨德勒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医生谈到阳光对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重要性时，工业文明的辩护人安德鲁·尤尔傲慢地回答，工厂里的煤气灯足以代替阳光。

——摘编自汤艳梅《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城市环境观念及影响》

材料一 “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其中编户齐民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编户齐民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其基本动力来自国家间竞争的加剧，目的在于富国强兵。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编户齐民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并在汉代趋于定型。编户齐民对于“大一统”国家形态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分家立户”，国家政权得以直接掌握国家人口，显著提升了国家获取赋役的能力，奠定了“大一统”的经济和军事基础。二是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王朝国家建立起了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加上家户单位的自主性治理，使得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大为提升。

——摘编自黄振华《编户齐民与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

材料二 古希腊以城邦制度闻名于世，许多独立小国并存的形态贯穿了希腊文明的始终。城邦的理想是独立与自足。因此，城邦的人口数量是政治家和思想家关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可见，城邦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持一定的公民人数，防止过大或过小。……实际上，城邦可以通过扩大或缩小公民条件的办法来控制公民的人数，公元前5世纪雅典几易公民条件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要保持一定的数量，就要包括鼓励和控制生育两个方面。

——摘编自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初探》

材料一   据估计，古希腊城邦的面积在50至100平方公里之间，公民人数在625至1250人之间。亚里士多德说：“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之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在城邦内，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公民可以不同程度地参与讨论和决定城邦内政、外交、诉讼、立法和选举公职人员等事务，此外公民也可以担任公职。在希腊人看来，有了城邦，就有了公民个人的一切。不仅妇女、儿童和奴隶被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被释奴隶或者从希腊其他城邦移民来的自由人及其子女都被视为外人。农业是城邦的经济支柱，是公民的命脉。在希腊城邦中，城市和农村之间尚未形成明显的对立。

——摘编自杨共乐《古代希腊城邦特征探析》

材料二   在中世纪的西欧，每座城市都建有完全封闭的城墙，并严格把守城门，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外敌，另一方面是用来将它同周围的农村分离开来。中世纪的城市是一个自治团体，形式上，城市的自由是通过城市同封建领主之间订立的宪章或条约来确定的，城市必须向封建领主纳税，但后者放弃了对城市的统治权和司法权，“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中，市民是享有公民权的城市居民，市民的公民权赋予了他们参与城市事务和城市管理的权利。古代原始社会、古典社会乃至基督教义中传承下来的平等、自主、理性等观念，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建立。

——摘编自徐芳亚《浅论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历史条件及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