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詹姆士二世的宗教迫害政策，着手于恢复天主教在英国统治地位的行为却触犯了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封建阶级的共同利益。因为天主教一旦恢复，他们就可能丧失在宗教改革中获得的财政地产，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必然受到威胁。同样的如果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就会把国家拖到腥风血雨中，由此可见，这场兵不血刃的宫廷政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妥协……这种英国式的政治妥协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一种英国政治发展的常态，是一种民族特性、行为习惯和社会实践方式。罗素在论及英国经验主义时就指出，英国人承袭了典型的喜欢妥协的传统，在社会问题上，他们考虑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这反映了一种偏向妥协的民族特性和传统价值。

——摘编自陈晨《从1688年光荣革命看“英国式”政治冲突的解决》

材料二美国人明白自己的国家具有强烈的多元性，而它们通过制定宪法，不是要消除这种多元性，建立唯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利益或价值体系。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制宪者必须在利益高度多元化的背景下通过妥协来达成某种共认，妥协的精神与原则充分的体现在了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具体来看，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各州代表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是其中的几对矛盾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妥协的精神，最终的宪法，没有照顾到每一个人所有的利益，因为这些利益是多元而对立的。在制宪后，许多人也发现，宪法离自己的主张相去甚远，但美国宪法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协调了原则和妥协的关系，使不同的群体均可从中寻求满足自己利益的资源，而不必走上推翻宪政的极端道路。

——摘编自赵九州《政治是关于妥协的艺术一一以美国宪法的制订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光荣革命采取妥协方式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1787年宪法政治妥协的具体表现，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西方政治妥协的认识。

3 .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现代政治制度的滥筋，其“四大文明”（代议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两党制）不但为世界政治文明做出了贡献，其渐进式政治改革模式更是确保了英国三百多年的和谐发展。……《权利法案》前的暴力革命为近代英国宪政改革奠定基础。……1689年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主权，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英国逐步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随着工业革命深入发展，新兴的企业主和中产阶级取得更多议会席位，确保了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稳定和经济迅速发展。……1969年的《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凡年满18岁的公民，依法均享有选举权。至此，英国自由、平等的普选制才真正确立起来。

——摘编自阁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尽管宪法产生的历史条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宪政的具体模式和实现机制可以千差万别，但宪政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却是一以贯之的。鸦片战争的狂风暴雨，深深动摇了古老帝国的根基，也唤醒了天朝上国的速梦。随着满清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渐加深、军事外交的接连失败，以及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与解体，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当时中华民族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宪政，这一西方的近代文明之物，被视为一剂救世良方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也由此拉开了宪政中国化的序幕。虽然宪政运动在近代中国潮声涛起、风起云涌，但却始终如雨打浮萍，命运多舛，终究未能在这块异地他乡安身立命，“宪政”也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未竟的话题。

——摘编自苗连营《世界宪政文明体系里的“中国色彩”》

材料一   17世纪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走上了宪政制度，国王的力量已经很有限了，并且在法律的牢笼中变得温顺。议会成为最高权威，国家在众多人手中运行，随着经济的增长，个人权力不能再左右国家。在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框架内，英国又用和平、渐进方式实现政治权力的转移，从而完成了政治民主化历程。

——摘编自钱乘旦《各国现代化模式的比较》

材料二   英国传统的司法审查观念为越权无效原则所主宰，认为司法审查的主要功能是落实议会的真实意图，其背后体现的是议会至上的传统宪法观念。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权几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普世价值，而对人权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个人而是作为公权力的立法和行政，对立法、行政的限制成为各国宪法发展的基本动向，普通法宪政主义应运而生。普通法宪政主义认为，司法审查不应该以或仅以议会的立法意图为标准，而应扩及尊重个人意志自由这样更高级的道德律。

——摘编自李洪海《英国宪政思想的历史演变》

材料   围绕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限穆令”，世界又一次聚焦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对于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其第二十八任总统威尔逊曾深有感触地说：“三权分立的这种制约和平衡恰恰是功过参半。由于权力分散，所以没有力量。由于权力太多，所以行动不够敏捷。由于程序复杂，所以运转不灵，效率不高。”日本学者清宫四郎在《权力分立制研究》一书中说：“三权分立不是积极增进效率的原理，而是消极地防止滥用权力的理论。”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分工愈来愈细，政府管理越来越重的背景下，如何在民主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是当代西方民主面临的一大难题。

——摘编自凌胜银《西方民主政治的问题与扬弃》

材料一   1845年秋天，马铃薯晚疫病首次渡过大西洋，袭击了爱尔兰，致使当年农民一无所获。马铃薯在1846年再度绝收，而饥荒持续着。对抗饥饿的办法显然是从国外进口谷物，以缓解爱尔兰的困境。问题是根据当时的法律，这些进口物品必须被课以沉重的进口税。当时所谓的《谷物法》，便是一场长期论辩的核心。贵族阶层的地主希望保留这些限制谷物进口的法案，而由工业家所领导的反对联盟，则要求废除它们。随着爱尔兰的饥荒造成重大危机，最终马铃薯决定了这场论辩的胜负。经过1846年5月的一场表决，《谷物法》被废除了。

——汤姆·斯坦迪奇《舌尖上的历史》

材料二   维多利亚王朝早期，当时人们广泛认为中产阶级正在取得胜利。人们说1846年废除《谷物法》削弱了土地贵族政治经济的支柱。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1850年说：“唯一残留下来的贵族属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英国贵族的丧钟真得敲响了么？从长远来看，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在贵族得以延长其统治和以自己的世界观教育其继承者以前，丧钟尚未敲响。权力是和平过渡的，其回报是上流集团的新成员们在时间上给以宽限，并接受贵族的许多价值观念。双方的敌对情绪开始淡化。1846年以后，地主们的利益不再那么明显地与工业或者资本相对立。大地主的收益越来越多地来自铁路、运河、矿山和在城市的财产。英国历史上乐于将新财富并入原有财富的模式，在18世纪晚期被地域上和宗教上孤立的工业财富的爆炸性增长破坏了，这时又完全恢复起来。实业家的孩子允许成为上层阶级一份子的代价是放弃相对孤立的一个世纪里形成的、面向生产的文化。

——马丁·威纳《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