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适应当时大量兴起的新式学校的急需，为满足社会对“新学”和“西学”的认知渴求，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译介新式教科书的运动，京师大学堂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京师大学堂引进西方教科书概况

——摘编自张运君《京师大学堂和近代西方教科书的引进》

材料一   《四洲志》是近代第一部国人所译的外国史地学著作。编译时，林则徐有意地调换了原书中介绍国家的顺序，按照亚洲一非洲一欧洲一美洲的顺序进行叙述，遵从了中国人以“天朝上国”为世界中心的习惯。他将选编的重点放在各国的兵制、统治情况，以及历史中对外交战的情况。从《四洲志》可以看出林则徐倡导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和器物，而缺乏对于自身政体缺陷的反思。这样“开眼看世界”的后果只能是空想出一个自己认知框架内的西方世界，而完全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西方人的政治体制乃至于思维方式。通过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也能看到这种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李昊洋《从〈四洲志〉看林则徐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影响》

材料二   1874年冲正修编纂出版《支那地志略》，开创了近代日本编纂中国地志之始。该书吸收西方人有关中国的记录和研究成果，诸如经纬度的利用，新式地理词汇的使用等。该书作为当时日本人的学习教材，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的读本。此后，日本人通过收集情报，来华实地踏查，翻译中国和西方人著作，编纂地志研究和认识中国。1880年高田义甫编纂有《清国地理小志》，1882年岸田吟香编有《清国地志》，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利用在华调查资料编有《支那地志》，1893年安东不二雄编有《支那帝国地志》，至1894年前，日本编纂中国地志达到一个高峰，也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到达一个小高潮。

——摘编自郭墨寒《冲正修编纂〈支那地志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