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70年9月，日本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一行抵达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李鸿章，要求同中国“通情好，结和亲”，总理衙门则以“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相答复。柳原心有不甘，再三恳请，声称“英法去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这番言辞打动了李鸿章，他上书总理衙门称：“……推诚相待，俯允立约，以示羁縻。”曾国藩也主张与日订约，……总理衙门于是应允日本可遣特派大臣到津与中国钦派大臣“会议章程，明定条约，以垂永远，而固邦交”。

——《中日修好条规》签署的背景

材料二   第十三条   两国人民如有在指定口岸，勾结强徒为盗为匪，或潜入内地，防火杀人抢劫者，其在各口由地方官一面自行严捕，一面将案情飞知理事官（外交官），倘敢用凶器拒捕，均准格杀勿论。惟须将致杀情迹会同理事官查验。如事发内地不及查验者，即由地方官将实在情由照会理事官查照。其拿获到案者，在各口由地方官会同理事官审办。在内地即由地方官自行审办，将案情照会理事官查照。

——《中日修好条规》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校名“清华”源于校址“清华园”地名，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其建校的资金源于1908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

材料一 “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的信（1906年）

材料二 “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美元之外，所余1200万美元，实为浮数，受之有愧，应以之退还中国……美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宜招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

——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的咨文（1907年）

材料三 （清华学堂办学宗旨）“纯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才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

材料四 高、中等两科的教授科目（1911年）

——据《清华学堂章程》整理

材料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

——据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整理

材料二：当时上书反对签订条约的远不止公车们，先是大批现职官员从4月14日就开始接连上奏，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这样转奏到5月8日才结束，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

——据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整理

材料三：《公车上书》的部分内容：

窃闻与日本议和，有（）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之为可和可战，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断无敌国外患之来。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

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