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明确宣布实行“五族共和”。民国建立后成立的“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电文中号召：“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强调：“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轻。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至此，中华民族从几千年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开始发展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
——摘编自郭盛民《“五族共和”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二 1932年，明确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的《再生》《复兴月刊》等杂志先后在北平、上海创办，《东方杂志》《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报刊也纷纷以“民族复兴”为话题刊文，认为“民族复兴”是从目前的落后、衰落状态中走出，恢复世界强国的民族地位，恢复文化古国的灿烂辉煌。当时还出版了一些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的书籍，如吴庚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张君劢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王之平的《民族复兴之关键》等。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复兴”的话语和观念很快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也为国共两党高度关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期民族观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民国初年相比，20世纪30年代民族观的发展，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1)根据据材料一，指出启蒙思想家关于法国公民教育的主要构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提出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民国初期公民教育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特点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史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