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深知鸦片是毒品，如将其明确载入条约而使之合法化，在国际舆上会于己不利。英方提出“用实物买卖的形式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虽然受到清朝代表拒绝，但在得到“各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必过问，亦毋庸绳之以法”的说法后，清政府同意在条约中对其避而不谈，其实际效果就是默许了鸦片贸易合法化。这在1858年订立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再次予以确认，双方甚至就鸦片进口税率问题达成了协议。在该条约的中文本中，鸦片一词变成了合法进口的“洋药”，英文本中则仍然用的是“Opium”。按照清朝的新条例，“洋药一项，除系官员、兵丁、太监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赌例治罪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在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鸦片烟毒又重新在中国大肆泛滥。
材料二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并发出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9月，发布《关于贯彻严禁烟毒工作的指示》，重申严厉禁止运烟、售烟，违者严予治罪。同年还发布关于“由民政部牵头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的指令，随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查禁工作。1951年发布“吸食烟毒的人限期登记，并定期戒除。隐不登记者，逾期而犹未戒除者，查出后予以处罚”的52通令，并在此基础上各地本着“教育改造，治病救人”的原则，展开了发动群众改造烟民、系统戒烟戒毒的工作。195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禁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通过群众性的反毒运动，粉碎制毒、贩毒的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禁毒运动开展以来，全国各地共召开宣传工作会议76万余次，直接受到教育的群众达7459万人。10月，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18条后，各大行政区也相继出台地方性禁毒禁烟法规。1950年到1952年的禁烟禁毒运动，基本肃清了祸害中国人民100多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世界烟毒治理的奇迹。
——摘编自冯冰《新中国初期中共对烟毒问题的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政府这一时期禁烟运动失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禁烟运动的特点并指出影响。
材料 鸦片战争前，国内洋钱的大量流通对传统称量货币发起了挑战。1833年5月24日，林则徐向道光帝上书，提出进行币制改革。首先，林则徐表示不能对洋钱进行硬性的定价，在使用洋钱的问题上，最好在民便之中稍加限制。其次，林则徐认为使用洋钱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抑制的，应该让洋钱继续在国内流通。由于洋钱很受民众欢迎，林则徐认为“应对洋钱最好的方法就是自铸银钱”。他的设想是：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五钱纹银为准，银币一面用文清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最后，林则徐认为银贵钱贱的关键在鸦片，只有政府大力禁烟，才能抑制白银外流，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银荒”问题。林则徐提出自铸货币以抑制洋钱，严禁鸦片防治“银荒”等顺应民情、有利于当时国内货币流通的主张。但是由于当政者的昏庸、无知和技术不过关等，这种自行铸造钱币的措施最终因无法与洋钱抗衡而停止。
——摘编自图拉古日《林则徐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林则徐货币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林则徐货币改革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周礼》是现存最早系统阐述司关制度的文献。“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同时，西周分封制奠定了中国古代藩属体制的雏形。其后藩属体制历经两汉而确立，盛唐和明朝的弦化，至清朝而达到完备。为了管理不同地区间的交往，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在地区水陆关津要地、中原和边疆交往要道、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关隘之处，设立过多种类型的税关组织。随着唐宋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革命以来，中唐以降关津的政治军事色彩日趋淡薄，原先设险守固的禁防，演变成为中央垂直课收商利的税关，财政经济开始居重。"凡天下水陆衢会舟车之所、福辏商旅之所，聚集设关，置尹掌其治禁，以安行旅，以通货贿，以佐国家经费”。
材料二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宗藩体制逐渐瓦解，口岸和海关的设置、管理均被纳入条约体系之下。一方面沿海、沿边、沿江地区近代海关不断扩展，另一方面固有的国内常关因从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国内市场统一等需要而日遭诟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外声明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与列强签订关税自主新约，对内统一财政，实行裁厘。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统税，其收入逐渐超过厘金和常关税。在此前提下，1931年，为民族经济服务的中国近代化海关体系终于完全建立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姚永超《论中国海关的起源、布局与体系演变》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税关体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税关体系的变化，并简析其意义。
| A．“暴力”更能概括战争对中国的破坏性 |
| B．马克思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认识模糊 |
| C．列强发动对华战争意在打破中国隔绝状态 |
| D．被侵略的说法不足以说明侵略的全部影响 |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华帝国国力强盛，传教士不能“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宝剑”，凭借坚船利炮进行文化渗透，而必须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1582年利玛窦到肇庆后，极力结交广州提督、肇庆知府等明朝官僚及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赠献日晷、自鸣钟、地图等“方物”，并与徐光启等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同文指算》《泰西水法》等西方科学译著。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方便传教。耶稣会士明白想楔入中国社会，必须适应中国习俗，为此他们“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很多传教士在意识到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的重要性后，为自己取具有中国韵味的名字，并改穿儒服，以“西儒”形象优游于士大夫群中。在传教同时，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著《大中国志》，为西方人理解中国，尤其是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理论前提。
——摘编自《略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成因”》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武力侵略，《望厦条约》《北京条约》中关于允许外国来华传教的条款，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依据。一些传教士鼓吹对华发动武装侵略、干涉中国内政，激起国人对基督教的仇恨和排斥，各种教案频频发生。传教士采取了多种活动改善基督教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都有传教士的影子。传教士在中国大力创办文化事业，在19世纪后半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约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1840-1919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大约创办了5000所教会学校。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中国的赈灾活动。李提摩太曾说：“（赈灾活动后）一些国人对传教士的称呼从“洋鬼子’转变为‘洋大人’，这体现了一部分国人已经在外国传教士所给予的‘恩惠’中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摘编自《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原因初探》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明末清初相比，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变化。评析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