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4年上海租界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会审机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并由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会商组织正式法庭，通过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根据章程，会审公廨为中国的司法机构，由上海道台派一名同知主持……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到案者，必须由领事或领事派员会审。章程严格限制了会审公廨的管辖权和陪审官的权限。

1911年武昌起义后，由于会审公廊的满人谳员逃匪，驻沪领事团趁机接管了会审公廨并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改组，改组后会审公廨谳员由驻沪领事团任命，其菥傣亦由领亭团披给；司法管辖权限大为扩充；取消上诉程…….

民国政府成立后，中方多次要求会审公廨恢复到辛亥革命前的状态，这种努力在国人的请愿、上海总商会的推动及中外政府双方的照会上乃至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提案中都有体现。但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摘编自陈策《上海公共租界法权变迁问题研究》

材料二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修订新约运动，其中取消领事裁判权是一重点。南京政府与英美等国晨开多次谈判，于1930年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由会审公癣演变而来的上海临时法院，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初步协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声，1942年中英、中美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协议，直到1943年中国似乎从形式上脱离了领事裁判权制度的桎梏。

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案件管辖的法律成果凸显了国家主权的司法自治原则，使中国涉外法权回归正统。

——摘编自胡燕《中国涉外法权变迁史研究》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一批接触西方知识较多的先进分子，开始了自己创办近代传媒，争取话语权的活动。以《循环日报》为代表的最早的一批国人自办报刊，在政治上坚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抗外国侵略，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这些报道无情揭露了帝国主义巧取豪夺的可耻行径，发出了“叱咤英俄，鞭笞欧美，振我夏声，昌我华种”的号召，并以其鲜明的时代性，新颖的思想性和丰富的知识性，大大提高了国人自办报刊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由外报垄断中国新闻界的局面，从外国人手里夺回了一定的传媒话语权。

——摘编自刘兴豪《从清末报刊看传媒话语权的争夺》

材料二   中国多年来一直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担忧，“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内敛，讲究“和而不同”，这种传统也渗透到中国的外交理念中，使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时态度十分缓和，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被其他国家围堵，长期以来，国际舆论一直由西方主导，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的环境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中国传媒要争得一席之地，构建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力度与质量，促进媒体改革与发展。现今，世界各国依赖加深，中国媒体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国传媒应该运用自身优势，立足国情，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渗入到国际宣传中，因为其集中表达着中国“思考世界问题”的思想观点和治理理念，是丰富全球话语体系的重要价值资源。

——摘编自王柏琪等《构建传媒战略提升国际话语权》

材料一   中国闭关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军舰打开，再不能复合。这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过的巨变，中国所面临的差不多全是中国一向自负的传统文化中没有的东西，不但军舰从来没有，连随着军舰大炮带进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从来没有。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和固有的意识形态，开始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在阵痛中，中国人选择扬弃、选择勇敢地面对……

——摘编自柏杨《中国人史纲》

材料二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指代汉族。1905年，他又在该报第65﹣66号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以汉族之义7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成为自觉书写“中华民族”之史的先驱。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族观念得以真正传播。孙中山明确倡导应以“大熔炉”为特色的美利坚民族为榜样，积极建设“一大中华民族”。1938年，爱国藏族人士青攘呼图克赶赴重庆慰劳前线抗日将士，在《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中认同并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中华民族”一词的概念，在舆论的引导之下，因能简洁鲜明地体现与侵略者对立的国人之整体性、命运的共同性、生存发展的神圣感、团结合作的庄严性及对国内党派政治的互争局限之超越，最终成为不言而喻、广泛认同甚至难以动摇的神圣信念。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一   讼师，又名“刀笔吏”，是中国古代专门帮人打官司的一类职业群体。讼师最早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讼师的主要多有两个：一个是代替当事人书写诉状，另一个就是提供“法律咨询”，也即为当事人出谋划，帮助其打赢官司。他们能做的只是代写诉状和出划策这类辅助性的工作，在“过堂”时真正要应对官员质问和对方反诘的还是当事人本人。讼师因为帮他人代写词状、教他人如何打官司而被视为拨弄是非的人，成了良好社会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遭到官方毫不留情的打压。况且讼师大多由落魄书生转化而来，出身也不算光彩，因而得不到人们的尊敬。

——摘编自杜金亮《近代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以近代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交融为视角》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散开国门。随着中西通商，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日益增多。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特别是由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和发展，外国的律师和律师制度也进入中国。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中，由于不平等法权的存在和中国法律制度的缺陷，每有法律交涉，中国人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社会各界对改革封建纠问式审判的呼声日益强烈。1906年，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拟定了《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了律师资格、注册、登记、违纪处分、外国律师在通商口岸的公堂办案等内容，该法橐虽因各省督抚的反对而未能公布实施，但却标志着中国从此开始了建立现代律师制度的尝试与努力。

——摘编自李卫东《论中国近代律师职业产生的社会经济动因研究

材料一   重商主义原则极大地助长了英国人增强海洋霸权的欲望和信心，加快了构建重商帝国的步伐。英国先后于1651年和1660年两次颁布《航海条例》，使得英国确立重商主义理念，对外贸易得到发展，海上实力逐步增强。英国对荷战争的最初目标是打击荷兰的海外贸易，但是战争的结果却使它逐渐赢得了大西洋、波罗的海、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制海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使其能在对外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为英国工业经济实力增强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其增加军费投入、提升军备水平、发展具有全球辐射能力的海军舰队提供了充足保障，便于英国掌握最大限度的制海权。在此助推下，英国海洋实力大为增强，其主导的国际秩序逐步确立。

——摘编自张景全、吴昊《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后，国内有识之士编译出版的一些著作已经开始涉及海防问题。但译著整体还停留在“编译”阶段，即将西方国家的报刊著作进行摘录、改编和翻译。译员主要是来华西方传教士、中国官员以及幕僚，阅读群体也限于政府及军事机构的主要决策人和部分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海防著作翻译出版，覆盖面和影响力都比较有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清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天津机器局、江南水师学堂等官办机构事实上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军事研究机构，他们延揽中外人才，筛选有代表性和实用性的西方海防著作进行译介，服务于清政府海防建设的需要。1886年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机构翻译出版了《英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德国海军条议》和《俄国水师考》等多部重要著作，使得国人对于世界海军发展的主要动向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摘编自张瑞嵘、龙心刚《海洋强国梦的先声：晚清西方海防著作译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