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何伟亚认为：今日存在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是16世纪以来欧洲全球扩张的产物，并已成为一种“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这里“自然化”指国家间应相互来往这一准则已成为大家接受的常识（其实一个国家或应有选择不与某些或所有其他国家交往的自由），而“霸权”则意味着没有此类交往传统的国家不得不按照他国制定的规则同意参与这样的国际交往。

——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

材料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封闭大门被迫打开，晚清中国逐渐卷入以英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中西交往与文化交流，中国渐渐萌生了主动加入世界体系的愿望，而要融入国际社会，就必须了解和熟知国际社会成员之间业已形成的一套规范制度。……《万国公法》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得益于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丁韪良。……丁韪良着手翻译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的事件和努力得到了清廷政府的支持。……总理衙门认为翻译《国际法原理》，试图了解国际法的动机是中国对外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客观需要，合情合理，应予支持。

——《万国公法的翻译与影响》

材料   行商浩官我可以讲一下发生在近50年前的一件事，作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慷慨或宽宏大量的性格。这件事是因为他的要求没有被遵守而造成的。我们曾为他运输一船货物——主要是属于他个人的生丝，这些丝是他从产地收购的。当时，丝卖掉后获利极大。他的要求是将所得利润用加尔各答东印度公司汇票转回。令我们吃惊，同时也让他失望的是，这宗货物的利润却被转换成一船英国货物，而贩运大宗英国制品在当时是不明智的，因为自由贸易刚刚开始，英国商品市场很小，而丝的需求量很大——这样一来，他损失了几千元。当他得知自己的要求被误解的同时，也接到我们的通知：他不应因为这次事故而蒙受损失，为了弥补这次损失，我们将把赔偿转入他的账户中。这位老绅士用洋泾浜英语回复说他要想一想，第二天再告诉我们他的决定。到了第二天，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手杖敲击地板，强调着他的决定：请给C先生写信，告诉他今后一定要仔细。他接受了英国的羊毛制品，却不收任何赔偿。

——（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

（注：1825～1844年亨特在广州从事商业活动，本书为其所记见闻。材料中的“浩官”是广州十三行的一位中国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