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重商主义原则极大地助长了英国人增强海洋霸权的欲望和信心，加快了构建重商帝国的步伐。英国先后于1651年和1660年两次颁布《航海条例》，使得英国确立重商主义理念，对外贸易得到发展，海上实力逐步增强。英国对荷战争的最初目标是打击荷兰的海外贸易，但是战争的结果却使它逐渐赢得了大西洋、波罗的海、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制海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使其能在对外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为英国工业经济实力增强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其增加军费投入、提升军备水平、发展具有全球辐射能力的海军舰队提供了充足保障，便于英国掌握最大限度的制海权。在此助推下，英国海洋实力大为增强，其主导的国际秩序逐步确立。

——摘编自张景全、吴昊《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后，国内有识之士编译出版的一些著作已经开始涉及海防问题。但译著整体还停留在“编译”阶段，即将西方国家的报刊著作进行摘录、改编和翻译。译员主要是来华西方传教士、中国官员以及幕僚，阅读群体也限于政府及军事机构的主要决策人和部分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海防著作翻译出版，覆盖面和影响力都比较有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清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天津机器局、江南水师学堂等官办机构事实上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军事研究机构，他们延揽中外人才，筛选有代表性和实用性的西方海防著作进行译介，服务于清政府海防建设的需要。1886年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机构翻译出版了《英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德国海军条议》和《俄国水师考》等多部重要著作，使得国人对于世界海军发展的主要动向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摘编自张瑞嵘、龙心刚《海洋强国梦的先声：晚清西方海防著作译介研究》

材料一   自17世纪末年起，中国已经有了法定、公开的海关税则。实际上，中国海关税收的情形不但离高尚道德甚远，且与法律绝不相符。直到鸦片战争，外商不知中国税则的模样。历康雍乾嘉四朝，外国人索看税则多次，但每次都被衙门拒绝。关税分两种：船钞与与货税。实际除船钞外，还需“官礼”。官礼的多少，每次需讲价。货税也有正税及“陋规”，陋规最初也是由收税者及纳税者临时去商议，到康熙末年，已达货价6％，比正税亦大。正税及各种陋规总起来约当20％。

——摘编自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赫德通过其直属上司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操纵控制中国内政外交,把中国海关变成了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和英国控制下的平衡各“有约国”利益的“国际官厅”。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继承了清政府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依然受不平等条约体制束缚和荼毒。总税务司安哥联只听命于英国政府和外国公使团,俨然中国政府的“太上皇”。从1840年至1949年,百余年来,关税自主一直是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从清末实施新政缩小海关权力,设立税务处改变海关隶属关系开始,到北洋政府通过国际会议力争自主,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制订国定税则的努力，都没有实现关税的真正独立自主。

——摘编自李岩《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研究》

材料一 宋代的经济、文化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古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反映在出版事业上，就是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宋代的书籍装订，已由卷轴形式过渡到装订成册的册叶形式且已经十分完备，并普遍推广全国各地。宋代出版的书籍种类繁多，数量很大。不仅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农、桑、医、算等专著以及法律、地理、建筑等类书籍大量出版，卷帙浩繁的佛藏、道藏多次上版刻印，而且还出版了数以千卷计的大型类书。刻书机构遍及各地，不仅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的刻书机构如国子监、崇文院，而且地方政府也都刻印大量书籍，同时私人也纷纷刻书，出现了大量私人开设的书铺刻书出售。虽然这时已经出现了活字印刷，但宋代书籍大都仍采用雕版印刷，这些书不仅印制精美，富有艺术性外，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因为它们是很多书籍的祖本，自然成为研究历史和其他考据的早期版本依据。

——摘编自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凸版印刷术、平板印刷术以及凹版印刷术使得我国的印刷技术实现了从手工到机械的跨越。出版物也由之前的以线装为主逐步演化到平装、精装为主的图书形制。中国的传统出版向来是以经史子集为主体，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西方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广泛地了解和移植西方文化思想，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图书，这就使得中国的出版物内容加入了新鲜的血液，各种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新学科随之出现。另外出版观念的变革以及出版机构和管理的革新，都曾为中国传统出版向近代出版的转变添砖加瓦。

——摘编自陈力《中国图书史》等

材料一   开埠后不久，时人观察到：“（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为冲要，故贸易兴旺，非他处所能埒（等同）。”“民生日盛，生计日繁，金山银穴，区区草县，名震天下。”五十年间，上海进出口贸易总值平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1850年，上海的出口商品中，蚕丝占51%，茶叶占46%；1860年，蚕丝占66%，茶叶占28%。1892年，英国驻沪领事指出：在中国向外开放后的许多年来，对外国出口的商品几乎只有丝茶两种。

——引自周武《边缘缔造中心：历史视域中的上海与江南》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过渡，转变为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基地”，但因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长期形成的对外贸易优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70年代后期，党中央提出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必须“实行开放政策”。上海由此迎来了又一次开放的大潮。

材料一   中国是茶的故乡。清中期后茶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夕年出口量近40万担。五口通商后，洋商闯入广州、上海等地设行抢购茶叶，夺走了中国茶叶贸易自主权，打破了官商对茶叶的控制和专卖。为适应出口需要，老茶区深挖潜力，扩大生产规模，新茶区也不断出现。中国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前，基本垄断世界市场。1870年至1876年出口稳定在180～190万担之间，1877年突破200万担，并继续有所增长。然而繁荣掩盖着茶叶厘税太重、粗制滥造、流通环节太多、剥削加重等严重问题。1891-1920年出口从170～180万担逐渐下降，1917年锐减至40多万担，从此再也没有恢复之日。

——摘编自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材料二   印度本不产茶，19世纪30年代初，英属印度始从中国引种茶籽茶苗，发展茶业经济，成立阿萨姆公司，不断引进茶籽种植。1848年，茶叶经济间谍福顿潜入中国内地，窃取了大量茶叶情报以及种茶和制茶的技术。印度茶园面积不断扩大，阿萨姆种也日益代替中国茶种。植茶公司日益增多，印度茶产量稳步增长。1872年，揉茶机制成并在阿萨姆茶业公司装置使用，机器制茶很快代替手工劳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茶场及股份制茶厂占据绝对优势。1881年成立印度茶业协会，使印度茶业经营“进入普遍化、系统化及单纯化之时期”。1900年原茶业协会成立科学部，专门研究茶叶生产制作。至20世纪初，印度成为世界头号茶叶生产、出口大国，其产量和出口量均占世界50%以上。

——摘编自陶德臣《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