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重商主义原则极大地助长了英国人增强海洋霸权的欲望和信心，加快了构建重商帝国的步伐。英国先后于1651年和1660年两次颁布《航海条例》，使得英国确立重商主义理念，对外贸易得到发展，海上实力逐步增强。英国对荷战争的最初目标是打击荷兰的海外贸易，但是战争的结果却使它逐渐赢得了大西洋、波罗的海、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制海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使其能在对外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为英国工业经济实力增强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其增加军费投入、提升军备水平、发展具有全球辐射能力的海军舰队提供了充足保障，便于英国掌握最大限度的制海权。在此助推下，英国海洋实力大为增强，其主导的国际秩序逐步确立。

——摘编自张景全、吴昊《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后，国内有识之士编译出版的一些著作已经开始涉及海防问题。但译著整体还停留在“编译”阶段，即将西方国家的报刊著作进行摘录、改编和翻译。译员主要是来华西方传教士、中国官员以及幕僚，阅读群体也限于政府及军事机构的主要决策人和部分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海防著作翻译出版，覆盖面和影响力都比较有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清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天津机器局、江南水师学堂等官办机构事实上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军事研究机构，他们延揽中外人才，筛选有代表性和实用性的西方海防著作进行译介，服务于清政府海防建设的需要。1886年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机构翻译出版了《英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德国海军条议》和《俄国水师考》等多部重要著作，使得国人对于世界海军发展的主要动向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摘编自张瑞嵘、龙心刚《海洋强国梦的先声：晚清西方海防著作译介研究》

材料一 英国深知鸦片是毒品，如将其明确载入条约而使之合法化，在国际舆上会于己不利。英方提出“用实物买卖的形式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虽然受到清朝代表拒绝，但在得到“各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必过问，亦毋庸绳之以法”的说法后，清政府同意在条约中对其避而不谈，其实际效果就是默许了鸦片贸易合法化。这在1858年订立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再次予以确认，双方甚至就鸦片进口税率问题达成了协议。在该条约的中文本中，鸦片一词变成了合法进口的“洋药”，英文本中则仍然用的是“Opium”。按照清朝的新条例，“洋药一项，除系官员、兵丁、太监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赌例治罪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在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鸦片烟毒又重新在中国大肆泛滥。

材料二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并发出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9月，发布《关于贯彻严禁烟毒工作的指示》，重申严厉禁止运烟、售烟，违者严予治罪。同年还发布关于“由民政部牵头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的指令，随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查禁工作。1951年发布“吸食烟毒的人限期登记，并定期戒除。隐不登记者，逾期而犹未戒除者，查出后予以处罚”的52通令，并在此基础上各地本着“教育改造，治病救人”的原则，展开了发动群众改造烟民、系统戒烟戒毒的工作。195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禁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通过群众性的反毒运动，粉碎制毒、贩毒的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禁毒运动开展以来，全国各地共召开宣传工作会议76万余次，直接受到教育的群众达7459万人。10月，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18条后，各大行政区也相继出台地方性禁毒禁烟法规。1950年到1952年的禁烟禁毒运动，基本肃清了祸害中国人民100多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世界烟毒治理的奇迹。

——摘编自冯冰《新中国初期中共对烟毒问题的治理》

材料   鸦片战争前，国内洋钱的大量流通对传统称量货币发起了挑战。1833年5月24日，林则徐向道光帝上书，提出进行币制改革。首先，林则徐表示不能对洋钱进行硬性的定价，在使用洋钱的问题上，最好在民便之中稍加限制。其次，林则徐认为使用洋钱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抑制的，应该让洋钱继续在国内流通。由于洋钱很受民众欢迎，林则徐认为“应对洋钱最好的方法就是自铸银钱”。他的设想是：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五钱纹银为准，银币一面用文清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最后，林则徐认为银贵钱贱的关键在鸦片，只有政府大力禁烟，才能抑制白银外流，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银荒”问题。林则徐提出自铸货币以抑制洋钱，严禁鸦片防治“银荒”等顺应民情、有利于当时国内货币流通的主张。但是由于当政者的昏庸、无知和技术不过关等，这种自行铸造钱币的措施最终因无法与洋钱抗衡而停止。

——摘编自图拉古日《林则徐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