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宋时，杭州“大街……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这是以金、银、现钱等待客户以“盐钞引”前来进行结算兑换的私人金融性行铺；“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其他各种商业店铺，“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杭城乃四方辐辏之地”，“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又开店矣”。南宋末年，吴自牧记载“海商之舰”“舶商之船”云集于杭，全国各地运来的物品，在此装上海舶，“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

——摘编自陈振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

材料二   1898年杭州进口的洋货和土货合计共值2960234两，1904年达18589143两；杭州土货出口总值由1900年4785371海关两，增加到1905年10200623海关两。1896年，杭州开设海关并正式开港通商。1897年，杭州在发展邮政事业的同时，还开展电力建设。1900年，沪杭铁路实现全线接轨。1924年陆续开通长途电话。

——摘编自王晓晓《杭州近代城市发展研究》

材料一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本贵族在信仰上产生了矛盾，并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公元646年，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并实行“大化革新”（即“大化改新”），将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儒教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与学习，发展了以中国政治结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外来的新文化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后，源赖朝开始建立幕府制度，实行“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这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各个阶层安守本分，并反对一切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近700年间，武士阶层创建了一种规范性的伦理行为，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不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也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立了道德标准。

——摘编自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材料二   自1871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他自述写作原则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东渡日本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蒋百里的《日本人》等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意图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进而窥视华北，引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搜集整理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段。1937年9月，蒋百里奉命出使欧洲，他在柏林写成题为《日本人》的小册子。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该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研究。

——摘编自陈建云《〈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材料一   天津作为近代北方的工业与金融中心，金融领域的“斗争”异常激烈。

天津近代发钞银行一览表（摘录）

——摘编自黄丽珍等《天津近代货币“斗争”回顾与思考》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就先后在东北和华北建立起多家日本银行支行和日伪银行，日军依靠这些银行大量发行伪币来兑换法币和地方货币，掠夺中国人民……为稳定根据地的金融，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货币；国民党政府则在国统区严禁使用敌伪货币，并在敌占区推行地方银行纸币护卫法币，维护法币在沦陷区的流通。日伪银行还采取不合理的兑换关系，人为贬低法币，破坏正常的市场交易。为了扰乱金融秩序，日军大批伪造根据地货币，发行大量假钞。而敌后根据地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假斗争；国民党政府下令军统局与美国合作，在重庆制造沦陷区的伪币，用于抢购物资。为套取中国外汇，日本在华北各地掀起挤兑银元的风潮，用钞票购兑中国银元，再购兑成白银运往关外，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国民政府采取外汇管制等多种手段以粉碎敌人阴谋，稳定金融秩序。除此之外，日军还开展物资战，到非沦陷区抢购物资，引起通货膨胀，物资战也成为货币战的一种形式。敌后根据地和国民政府也采取积极措施，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摘编自王永进《抗战时期日军对中国的货币战》

材料   晚清中国近代海关设关地点与年代一览表

——摘编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