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到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受到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从工商业界到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些机构以至于主要传媒也借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政府组织,政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与制度。《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很多有识之士对1895年广州起义的失败扼腕叹息,叹其“事之不成”。这些变化都是革命性的。
——整理自[关]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
材料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使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永绝,从1912年到1917年,其间虽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但并没有使民国中断,一个仅当了83天皇帝,而另一个仅12天就迅速收场,之后再无人敢问津帝制。没有了皇帝,帝国主义在中国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工具,在中国也无法建立起稳定统治。中国工农红军成立后,穿梭于各军阀控制的交界处,如鱼得水。
——摘编自方志钦《辛亥革命彻底革了封建帝制的命》
(1)根据材料一,指出辛亥革命爆发的有利条件。
(2)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辛交革命后中国社会在政治方面的变化。
材料一 同盟会的成立，兴中会和华兴会的携手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中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是主导。而这种主导作用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的号召力。孙中山通过发行股票、贷款、义捐等多种渠道募集资金，截至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共募集经费约140万港币。武昌起义胜利后，著名华侨陈嘉庚还以个人名义直接汇给孙中山五万元捐款。孙中山由此感慨：海外华侨“捐助军饷者，络绎不绝，共和前途，实嘉赖之”。
——摘编自龚铭、张道有《中山先生的一天》等
材料二 “周恩来同志领导南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使“我们异常兴奋”，南昌起义打起了一面旗帜，树立了一个榜样，鼓舞全党都要这样来进行革命。为制定土地政纲，起义领导机关曾几次进行过讨论。尤其是彭湃在海陆丰的丰富的土地改革的经验，在南昌起义后更是得到了发扬光大，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土地革命也是受惠于南昌起义后的土地革命的指导思想的。据统计，除了已经遇难的叶挺和间接参与者叶剑英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参加南昌起义的就有6人，在十位大将中有2人，在57位上将中有5人。
——摘编自樊安群《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的重新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所作的贡献，用一句话概括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南昌起义爆发的历史背景，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嗣后美国驻汉口领事虽然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但同时也拒绝清政府提出的由外国军舰帮助巡护长江，阻止革命军渡江的请求。武昌起义后短短半个多月，中国南方多省宣布独立，美国国务院认为此时向清政府借贷款是“不合时机和不明智的”。虽有个别美国外交官和商人担心革命威胁美国利益，主张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国务院却收到民众和舆论界潮水般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大多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华民国。
——摘编自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
材料二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但因美国顾虑美日关系而遇冷。1939年2月起，美国才陆续以民间贸易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几笔数量有限的贷款。太平洋战争美日正式开战前夕，美国政府通过《租借法》，以总统名义扩大对华援助。《租借法》规定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租借”援助即告停止，但中国在1945年9月以后又继续获得与整个战时中国所获“租借”相当的“援助”。周恩来对此指出，“今日美械师几乎全数用之于进攻中共解放区”。
——摘编自任东来《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美国政府对中国辛亥革命采取中立态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后初期的美国对华“援助”的变化趋势并进行评析。
材料一 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清初、中期推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清廷注重提高地方督抚中满员的比例，出任总督的旗员比例尤高。以1837年为例，先后任总督者共10人，其中有7位旗人，占70%。同年任巡抚者共20人，其中有8位旗人，占40%。1860年后，湘淮军取代八旗、绿营兵成为清军主カ，各地的军政大权多落入湘淮系势力手中。据统计，仅湘系集团，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即有数十人之多；官至道员、总兵以上者又有100多人。而在1864年，在10名总督中，旗员只有3人，占30%，在担任过巡抚的19人中，则是清一色的汉员。其势力从长江中下游各省扩展至华南、西南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北方省份。自湘军起，兵归国有一变而为兵为将有，同时湘淮军的饷需也由将帅“就地筹划”得来，而非由清廷户部调拨，总督、巡抚就利用手中的兵权，独揽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
——摘编自郑师渠《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清王朝的覆灭，固然因革命的冲击所致，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清王朝何以在武昌起义后迅速土崩瓦解。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极力主张集权于皇族亲贵，将中央集权推至极致。然而，清廷的实际主政者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都不是强有力的核心人物，通过新政所企求的中央集权，并没有真正地强化中央政权，同时还失去了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在清廷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地方督抚权力相应地大为削弱，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清廷把各省新军的指挥权、调遣权统归军谘府、陆军部，削去地方督抚的兵权，是最为致命的。地方督抚面对革命，除少数顺应世变潮流以外，多数督抚想效忠清王朝，但大都有心无力而已。当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的权威一并衰落之时，军人势力乘势而起，出现军人干政，袁世凯正是依靠其北洋系军人的支持，而顺利地逼清帝退位，并攫取了民国大总统职位。
——摘自李细珠《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1860年前后清朝政局的重大变化，并分析其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王朝迅速垮台的原因。
材料 武昌起义发生时熊秉坤任新军工程第八营正目（班长），他于1913年呈交湖北革命实录馆《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一文对1911年10月10日起义前后的情节有详尽记述。该文追述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工八营方面的细节：该日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 “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有骚动声响，熊秉坤本人当时的行状为：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士已暴动矣。
熊文进而记述发生的事变：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程定国（程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
报人胡石庵撰于1912年农历二月的《湖北革命实见记》，记述了工八营正目朱思武10月11日凌晨对胡石庵陈述的工八营发难情形：适有该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巡查各处，窥见同志金君（名兆龙）皮盒内有真子弹数排，吼而起，以掌披金额，曰：“尔谋反耶？”金大怒，狂叫曰：“反！反！即反矣！”即以手叉陶颈，推卧床上。众同志闻声哗起，于是有蒋遂杰、王仲烈、程正瀛等各出枪械，一面呼迫全营起事，一面以枪杆击陶脑，陶晕绝，乃整队下楼。
熊秉坤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以后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又有“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之说。“熊一枪”之称由此鹊起。
熊秉坤20世纪20年代、30年代、50年代发表多篇忆及辛亥首义的文字，与1912——1913年间撰写的 《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在谁打响首义第一枪问题上大相径庭。他在1957年发表的《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中提到当时他在楼上巡查，见二排排长陶启胜迎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金兆龙、程正瀛与军官冲突，“下楼不得”，与枪击无关。这一关键细节的改变，使“首义第一枪”的桂冠移植到熊秉坤头上。而且有关由熊秉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情节，由模糊渐趋明朗，细节愈益具体生动。
——以上材料摘编自冯天瑜、张笃勤著《辛亥首义史》
根据材料，对“是谁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进行考证辨析，并得出结论。
材料 谢放提出辛亥革命的发生和结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革命运动是原动力，立宪运动是助推手，清末新政是催化剂。
陈德辉指出辛亥革命的发生有一个必然性的历史轨迹：清廷的极端腐败，改良主义的曲终人散，列强瓜分中国的加速进行，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任何温和的创新和变革尝试都会被扼杀于萌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必将诞生。
杨银权认为科举制的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必然的内在关系。
沈渭滨强调正是晚清近50年的“自改革”，特别是最后十年“渐进的改革”，为辛亥革命的酝酿与准备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姜义华则认为辛亥革命的真正动力，其实是作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精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天下国家责任伦理。
张鸣认为辛亥革命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是一场意外。从后来的历史看，立宪的变革，就是非革命的变革对中国显然更好。清政府如果能够正常立宪，宪政、民主等制度迟早会落地生根，社会变革也会比较平稳。
——摘编自孙芳《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综述》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秦灭六国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实现了“诸夏”的统一，又取闽越地，置闽中郡。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取岭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44县，又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今黄河以北内蒙地区）。这样，秦始皇便在我国相当大的地区实现了政治统一。这一统一，包含了南方百越系统和苗瑶系统的民族、西方部分氐羌系统民族、北方部分阿尔泰系统的民族以及东北部分少数民族。因此秦的统一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摘编自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材料二 元朝对边疆的控制在以前朝代的基础上更为强化。漠北设宣慰司都元帅府，后升为岭北行省。这一地区没有州、县建置，实际基层行政单位仍然是蒙古社会中传统的千户、百户组织。元廷大批签发内地军民前往漠北屯田，并在一部分蒙古牧民当中传授耕作技术，使得漠北地区农业生产取得突出成就。……云南地区设置行省，多用土官任职，可世袭。第一任行省长官在云南“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由是文风稍兴”。吐蕃作为单独的大行政区，由中央宣政院直接统辖，元朝皇帝信奉吐蕃喇嘛教，尊喇嘛教萨斯迦派僧侣为帝师，吐蕃官员皆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予以任命。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危亡激发群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超越意识形态、阶级立场与党派利益，推动国共合作，建立起以国共两党为主体，包括中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广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进行了制度上的创新，如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原则”，团结了各抗日阶级，又如1941年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5个回民自治乡和1个蒙民自治区保障了“各族人民的联合团结，有利于集中中华各民族的力量对日作战”。
——摘编自朱金春《抗战历史遗产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
材料四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多次的侵华战争，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始缓缓拉开……为了捍卫民族主权，解除民族危机，备受欺凌的中国人民开始了漫长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斗争，在关乎民族发展存亡的时刻，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以各自的方式开始了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近代中国人民对国家出路的探索与启示》
（1）依据材料一，概括秦朝加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具体措施。
（2）依据材料二概括元代边疆治理的特点，分析元代边疆治理措施的积极影响。
（3）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转折点，依据材料三概括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所做出的贡献。
（4）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五四运动前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以怎样的方式开始了对国家出路的探索？（要求：各举一例即可）。
材料一 清代有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朱仙镇所谓“天下四大名镇”。其中，汉口镇明初还是汉阳城外一处荒郊，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因其地当江、汉交汇之处，商贾日盛，嘉靖年间成为镇。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有居民32209户，嘉庆十八年(1813年)增为36929户。汉口在清代是淮盐的销售中心，同时又是木材、花布、药材的集散地。当时人们形容这里“帆樯满江，商贾毕集”、“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己购机器搬运到湖北，成立湖北织布局，在武昌建厂。次年张之洞在汉阳建立湖北铁政局，同年开采大冶铁矿，后又在汉阳兴建铁厂，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建成。
——据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等整理
材料二 当年武昌起义之爆发绝非偶然，当年卷起革命风暴也不属于意外，因为历史的合力已经汇流成河到达了那一步，所以即使不在这里发生也一定会在那里发生，即使不在这个时候也一定会在那个时候，总之一定会发生。
(但)当我们考察19世纪末叶以来华中(地区)出现的新的经济结构、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追溯湖北革命党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遵循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大纲领，在乡邦所作的英勇而坚实的努力，便会发现：辛亥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据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冯天瑜《辛亥武昌起义是现代文明所赐》等整理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清朝时期武汉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变化。(注：不得照抄材料，否则不得分)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辛亥首义”的“幸运之果”之所以掉在武汉地区的原因。
材料三 广州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从秦汉时代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二千年里，广州港的对外贸易几乎都居全国港口的中心地位。1842年，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这是广州港由宗主国独立自主的贸易港口变成殖民地性质的贸易港口，并在外贸地位上逐渐衰落的转折点。1843年到1853年，广州港生丝出口量从1430担增加到3662担，而同时期上海生丝出口量则从零增加到46655担。
——摘编自程浩《试论鸦片战争后广州港对外贸易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等
材料四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摧毁了中国自身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瓦解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
（3）根据材料一，指出鸦片战争后广州港发生的变化。
（4）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合所学，指出19世纪60—90年代上海工业近代化存在的几类企业的名称和性质？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材料一1787年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由选民间接选举产生，对宪法、选民负责，不对国会负责，每届任期四年。总统的权力有：最高行政权、立法否决权（但国会在复议之后若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再次通过此法时，即为有效）人事任免权、与外国缔结条约权（但需国会批准方可生效）军事权（不含宣战权，只有行使紧急状态权）赦免权等。
——摘编自（美）米尔奇斯等《美国总统制》
材料二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三、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
四、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
……
十、总揽司法权。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
——《钦定宪法大纲》（节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1787年宪法制定的背景及其体现的民主原则。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两部宪法对国家元首的权力规定有何差异，并说明其不同影响。
（3）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甲午战争惨败后，在慈禧亲信荣禄的保举和李鸿章的建议下，清政府于1895年派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操练“新建陆军"（以下简称新军）。新军完全依照德国营制、操典进行训练，聘用德国军官充任教习，还专门成立了由德国人组成的教习处，并且武器装备全用洋枪、洋炮，编制和训练尽仿西方军队。1896年，监察御史胡景桂上奏弹劾袁世凯，列举其五大罪状：其一，不该用洋人服制，改我朝服色；其二，克扣军饷；其三，对北洋大豆王文韶无礼；其四，强占民田，建造营房；其五，擅自杀了一名莱民。此弹劾后被荣禄驳回，并且荣禄夸赞袁世凯练兵有方。数年经营后，袁世凯操练的北洋新军成为清末各地新军中最具实力的一支。
——整理自《袁世凯小站练兵》
材料二 1911年，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后，南方新军纷纷响应。但作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北洋军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革命的命运。北洋士兵的意识是多样的，表现在革命初期军中就有袁世凯的支持者，也有发动起义响应革命的反清志士，更有浑水摸鱼从中渔利之徒。然而北洋军最终支持袁世凯，成为其纵横捭阖棋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其主要原因是南北议和过程中南方对北方轻视，导致南北之间的隔阂与对立。
——摘编自《辛亥革命时期的北洋军——以士兵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袁世凯操练新军的政治背景及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洋新车与南方新军在辛亥革命中表现的不同，并简析这种不同带来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