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指《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开诚接纳，成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

——引自《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1937年9月23日）

材料二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由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与此同时，重庆还是国共合作的政治舞台、抗日运动的中心。中国战区的建立，使重庆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等城市一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指挥中心，也由此获得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选编自何一民《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变迁研究》

材料三   在1938年，地处长江三峡的宜昌，由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入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最早将“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是婴阳初，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民生公司和宜昌的民众。此、他说、“这是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朱复胜《卢作孚与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