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历史的长河中，宗族及其领袖——乡绅是发展地方自治，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明清以降，宗族组织不仅遍布中国乡村，而且迅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国家政权仅到县一级，县以下则主要依靠乡绅领导的宗族组织的自治。国家在县以下虽然也设立保长、里长之类，但人数极少，且只负责赋税以及兵役、劳役等重大的国家事务。其他诸如和谐稳定、文化教育、扶贫济困等，则完全依赖宗族等社会组织。

——摘编自韩海浪《宗族与古代基层社会治理》

材料二：中国的社区发展可以说源于历代民间的结社活动，包括社仓、义田、乡约、会馆、团练等。民国时期基于对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反思及西方思想引进的影响，知识分子主导了有组织的社区发展实践，部分得到当局者的支持。……1985年开始，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1999年，为向全国社区建设提供典型经验，民政部制定《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确定了II个城区为首批“社区建设实验区”。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颁布。……社区建设从民政部主导的以社区服务工作为主要内容，上升到基层政权建设的高度。

——摘编自李东泉《中国社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一 《共同纲领》内容摘要

材料二   从形式上看，1982年宪法是在修改1978年宪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从实质上看，1982年宪法是在“否定”1978年宪法基础上形成的。因为，1982年宪法虽改自1978年宪法，但是它所继承和发展的不是1978年宪法的基本原则，而是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

材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编纂并实施的民事类部分法律文件

——整理自刘淑波、周秀娟《改革开放40年我国民法的发展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