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朝贡体系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9世纪末，在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儒家价值为基础而建构的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朝贡国接受中华帝国朝廷的洁问并作出陈奏说明，并派人质、侍从来中国，以此表示臣服；还要定期向中华帝国朝廷进献贡品，中国要对其进行封赏以体现皇恩浩荡、天朝恩典。通过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朝贡国从中原王朝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学习到先进的中原文化，获得中原王朝的安全保护。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通过“万邦来朝”的形式来彰显自身“德化来远”，以此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摘编自简佳星《浅谈朝贡体系》
材料二 晚清外交，经历了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近代西方“条约体系”逐步转型的过程。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是对处理日益增多的“洋务”的一种被动应对，也是对建立近代外交体制的初步探索；1901年“外务部”的产生，既顺应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需要，又为清王朝维持国家主权与独立形态提供了重要工具。
——摘编自王红续《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材料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各国要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思想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指明了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对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繁荣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不同时期重大外交思想和主张，是当代中国外交重大创新成果，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已多次被联合国文件引用，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体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晚清外交。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中国现代史的内容，说明中国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的努力。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当时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中、在外交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下表所示：
| 序号 | 新中国外交制度建设 |
| ① |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参照前苏联外交部的模式、筹建外交部各地区司局和职能司局的组织机构，构建外交部组织机构的基本框架 |
| ② | 1950年初，外交部决定把中国人民大学等作为职业外交官培训基地。周总理还在1955年制定了《培养外交干部十二年规划》，健全外交系统的人才培养机制 |
| ③ |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步骤的完善外交岗位体系和外交工作程序，根据调来的干部的语种和特长，规则了一个各地区业务司的编制，并把各司的各级干部配备好、以使全体干部都能各得其所，各尽其职 |
| ④ | 早在1951年第一次使节会议上，周总来就提出了规章制度建设问题，强调“应当规定一套制度，大家必须遵守”。建国初期，外交部人事处就制定了有关人事工作方面的规定、办法、注意事项等40余种 |
——摘编自赵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外交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过外交制度建设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一 1953年12月,周恩来与印度代表团就两国在西藏地区的问题举行谈判时,首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得到印方赞同。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同两国总理尼赫鲁、吴努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引申和发展,并被吸纳进大会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之中。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史》
材料二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还呼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近三年来,习近平至少已70次提到命运共同体。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到区域内的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次次阐述着“中国主张”。
——摘编自邻广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思考》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相同点。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其制止且本国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摘编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12月)
材料二 下表所列为自1970至1973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加拿大 | 1970年10月13日 | 意大利 | 1970年11月6日 |
奥地利 | 1971年5月28日 | 比利时 | 1971年10月25日 |
冰岛 | 1971年12月8日 | 英国 | 1972年3月13日 |
荷兰 | 1972年5月18日 | 日本 | 1972年9月29日 |
西德 | 1972年10月11日 | 澳大利亚 | 1972年12月21日 |
新西兰 | 1972年12月22日 | 西班牙 | 1973年3月9日 |
材料三 第一条 缔约双方……长期全面地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和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七条……缔约双方根据有关协定进行的军事和军技合作不针对第三国。
——摘编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1年7月)
(1)根据材料一指出当时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及其所反映的国际形势的突出特征。
(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到分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我国对俄外交政策的变化，并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我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认识。
材料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对外商战”和“对内振商”的内外夹击下，商人主导了1904～1911年间的“收回利权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1910年，日本和美国的实业团主动向中国商会提出访华要求，并经中国商会的邀请来华访问。1915年，中国实业团开始了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实业界人士为主、有组织的走出国门的民间经济外交活动。北洋政府认为中国实业团访美“虽系国家交际上应有之酬酢，亦国民外交上难得之遭逢。”在抵制“二十一条”活动中，商人团体上书北京政府，宣布“举国商民誓不承认”。巴黎和会期间，民间经济外交迫使中国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基于主动参与外交的价值认同，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联合会”。
——摘编自于文浩《近代中国民间经济外交观念的发展演变及特征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封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简称贸促会）于1952年5月应运而生。1956年4月，国际商会亚洲与远东事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会议委员会邀请了台湾商会代表，贸促会副秘书长舒自清向会议提出抗议，并且决定不参加会议。至六十年代中期，中国贸促会已同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以及亚非等国建立和发展了民间贸易联系，同意大利、智利、奥地利的有关组织相互在对方首都都设立了商务代表处。与此同时，中国贸促会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商会或工商会，同已与中国建交各国的贸易团体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商会“继续为国家的外交、外经贸战略服务”。
——摘编自成亚曼《新中国商会外交的特点与成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至民国初年民间经济外交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民国初年的民间经济外交相比，新中国成立后商会外交的变化，并简析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