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1950年6月，中国和缅甸建交，但少有往来。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后，周恩来指出要“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缅甸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缅甸大米出口量一路下跌。1954年，中缅两国达成协定，缅甸以大米换取中国的商品与技术援助。同时缅甸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国达成橡胶贸易协议。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帮助下，1954年，周恩来和缅甸总理吴努实现互访并宣布两国真正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准备开辟航空线并缔结邮电协定；中国进口缅甸20万吨大米，缅向也将由中国进口工业品。中缅的关系改善推动了中国与泰国的接触，也推动了缅甸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同时，缅甸力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一系列外事活动让周恩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看到“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

——摘编自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

中国共产党“西方”概念话语的变迁

——摘编自黄晓娟等《中国共产党“西方”概念的起源与话语变迁——基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考察》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前和之初，中国的土地和资产掌握在少数地主和资本家手中，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年，以东北地区为主，增加了重工业的投资，抢修和新建铁路、公路，发展邮电通讯和水利事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

——摘编自史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材料二   随着远东形势的发展以及杜鲁门政府有意将对华贸易管制与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经济援助直接联系在一起，1950年7月10日，英国内阁授权英国贸易委员会停止须发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许可证。从1951年到1952年，内地贸易在香港贸易输出额中的占比从35.96%下降到17.85%。1952年民间自行成立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中国开展贸易。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代办所承担的任务不仅“包括建交谈判，但同时却又须代表政府处理我国在英的侨务和商务问题。”

——摘编自吴浩、刘艳斐《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

材料   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尼赫鲁政府.对以达赖为首的叛乱分子采取了或明或暗的支持态度，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印关系急转直下。之后，印度政府开始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向中国边境发动全面进攻。当时印度最顾忌的是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出人意料的是苏联没有反对，从而使印度对推行“前进政策”充满了信心。印度的情报来源依赖于美国中情局及其自身的驻华使馆，那些关于中国国内经济危机、中苏矛盾以及台湾局势的报告使得印度相信中国不会对“前进政策”作出强烈回应。美国是印度“前进政策”的间接决策者和直接受益者，其基本战略是把印度作为反华政策的前哨阵地。作为印度最大的武器出售者和后勤支援者，中印边境冲突的不断升温给了美国一个遏制中国的绝好机会，并且顺应了美在印支半岛的战略利益。除此之外，美国认为中印冲突是“使中苏分裂深化的天赐良机”，于是美国极力怂恿印度推行“前进政策”。受宠若惊的印度便甘愿充当美国反华的敢死队，印度高层领导人也就放弃了和平解决边境问题的机会。

——摘编自张义《中、印、美、苏四国决策与中印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