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朝贡体系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9世纪末，在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儒家价值为基础而建构的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朝贡国接受中华帝国朝廷的洁问并作出陈奏说明，并派人质、侍从来中国，以此表示臣服；还要定期向中华帝国朝廷进献贡品，中国要对其进行封赏以体现皇恩浩荡、天朝恩典。通过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朝贡国从中原王朝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学习到先进的中原文化，获得中原王朝的安全保护。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通过“万邦来朝”的形式来彰显自身“德化来远”，以此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摘编自简佳星《浅谈朝贡体系》

材料二   晚清外交，经历了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近代西方“条约体系”逐步转型的过程。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是对处理日益增多的“洋务”的一种被动应对，也是对建立近代外交体制的初步探索；1901年“外务部”的产生，既顺应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需要，又为清王朝维持国家主权与独立形态提供了重要工具。

——摘编自王红续《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材料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各国要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思想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指明了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对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繁荣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不同时期重大外交思想和主张，是当代中国外交重大创新成果，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已多次被联合国文件引用，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材料一　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是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采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 （1949年11月8日）

材料二　“一边倒”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为处理新中国与苏联的国家关系而提出的外交方针。这一选择并非双方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必然结果,也并不主要是应对当时国际格局的对策。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成为执政者,面临的主要任务转向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新中国在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国家利益便生成了,在“一边倒”的选择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对这些利益的考虑。

——摘编自关锦伟《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政策研究综述》

材料一   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让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整理自周恩来在某次国际会议上的演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对抗的国际格局下，美国顽固推行反华政策，毛泽东提出了主导中国对外关系的联苏反美“一边倒”战略，把美帝国主义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摘编自舒建国《毛泽东“反帝反修”外交战略的内涵及其实践效应》

材料三   2013年3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时强调,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依然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俄要更加紧密地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配合,坚决维护两国共同的战略安全,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013年3月中国经济网报道

材料一   16世纪，东亚存在一个以明代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圈。……在明代，朝贡的经济特征更加明显，成为官方垄断海外贸易的手段。“朝贡与贸易挂钩，非朝贡不得互市。”为了维持官方对贸易的垄断，明政府对海外贸易实行严格控制和限制。明统治者所建立的朝贡贸易体系，直接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地区的贸易交流。

——摘编自梁雪松《近代早期与近代早期世界贸易》

材料二   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重心转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与西方国家的贸易。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于1950年与新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1960年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由1957年的61.3％下降至1965年的14.3%。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33.4%，包括日本、西欧在内的西方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升至41.0%。

——摘编自彭波《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历程、成就、贡献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