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第二次世界大战奏响了序曲。4月15日，英法苏三国开始谈判。谈判中英法两国不愿意承担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军事援助义务，只想让苏联承担波兰、罗马尼亚的援助义务。8月22日晚，英法苏谈判破裂。8月23日中午，纳粹德国外长抵达莫斯科。
——摘编自方连庆《国际关系史·现代卷》等
材料二 在克里米亚召开的会议中，美苏英三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没有原则性分歧，但在赔偿数额、支付方式和期限问题上争论不休。苏联要求德国赔偿总额为200亿美元，其中一半归苏联。丘吉尔认为苏联要得到的赔款数目是异想天开。罗斯福的立场不明确，但同时认为不应该使德国人挨饿。最后，三国就德国赔偿问题没有达成一致协议。
——摘编自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
材料三 有学者指出：冷战思维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国际政治中以权势政治，甚至极端权势至上的眼界和立场来看待和对待国际事务的一种思维方式。其主要表现为：追求绝对安全，而非满足于相对安全；不能或不愿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的利益、情感和安全担忧；以“自现预言”的方式制造敌人和对敌战略规划；用“挑战史”和“谋霸史”来牵强地附会当今和未来。
——摘编自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析“英法苏三国开始谈判”的主要背景，概述“英法苏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并指出其直接影响。
(2)结合材料二与所学，写出“在克里米亚召开”的国际会议名称、时间。根据美苏英三国“没有达成一致”的提示，简述该国际会议对二战后国际关系新体制的影响。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写出两极格局解体后体现美国“冷战思维”的国际事件一例。指出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突破“冷战思维”所进行的外交政策调整，并提炼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构建大国关系框架的基本诉求。
材料一 1840年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晚清王朝死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中国外交体制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近代中国逐渐调整、变通、改革传统外交观念，接受、适应与运用西欧国际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瓦解,清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逐渐频繁,对外认识也愈发加深,外交观念亦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乃至出现了专职的外交机构,这一切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摘编自王琦 李翔《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变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及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与苏联的结盟和争取广大“中间地带”来维护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安全,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建交过程中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前提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任务转变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由之前的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变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和首要任务。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确定了“大融入”的战略取向,把“入关”和“入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开始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平衡相结合。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外交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的背景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与1979年以来外交重点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9年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产生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 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拉开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49―1979年，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财政支出共计483.04亿元，占年均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5%，远高于同期的美苏两国。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
材料二 1979年7月7日，邓小平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具体办法要修改。”此后，中国逐渐压缩对外援助规模，1980—1981年，外援支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0.6%。1980-1985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系统提供了5031万美元的捐款。1985年，中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对其进行融资和捐款。1993年开始，由政府部门委托有资质的企业具体执行援外项目，大量援外承建机构通过转制改革转型成为企业，变成市场主体。对外援助政企分开、注重政治与经济双重效应的机制逐步确立。1995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为受援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的生产、建设项目等提供资金支持，这符合国际发展援助的主流。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1950年到1976年， 中国正式与受援国签订协议的援助款额为619亿人民币。约80%的金额都用来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对外援助在内容上主要由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援助、军事援助和现汇援助这四部分构成。新中国领导人将对外援助视为贯彻革命外交路线的手段。因此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不仅数额大、力度大，而且让渡性也很高。以贷款利息为例，1964年中国政府将全部贷款改为无息。
——摘编自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8-1918)》
材料二 1980年11月 国务院指出对外援助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调整，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被严格控制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1995年起，中国以优惠贷款作为新型援外方式，主要投向受援国的经济基础设施领域。在促进受援国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1世纪以来，对外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援外志愿者等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援助领域已从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扩展到社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工业、 农业等多个不同领域，受援国分布更加广泛。
——摘编自刘方平《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外援助研究》
(1)据材料分别概括两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调整对外援助政策的主要原因，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内外压力较大的时期。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不再实行“一边倒”方针，改为实行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又被形象地称为“两个拳头打人”战略。这一战略，使中国顶住了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也使中国面临险恶的安全环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陷入被孤立的境地。为改变不利的国际处境，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摘编自伍绍勤《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
注：材料出处中的“1980年代”应写为“20世纪80年代”，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材料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严峻，只有与中国相接的东部边界比较和平稳定。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认同《中苏联合公报》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俄罗斯在融入西方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其逐渐意识到一个贫弱的俄罗斯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因此，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提出了“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政策，并提高了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视程度。俄罗斯一方面继续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近邻中国的东亚关系，以求改善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重塑世界大国形象。
——摘编自方海燕《新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俄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华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继得到苏联率先承认之后，各国外长代表各自政府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立即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断绝同原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这些国家的外长包括：
| 10月3日 | 保加利亚外长波普托莫夫、罗马尼亚外长安娜·波克 |
| 10月4日 | 匈牙利外长卡莱·古拉、朝鲜外相朴宪永 |
| 10月5日 | 捷克斯洛伐克代外长威廉：西罗基、波兰副外长斯达尼斯拉夫·菜西斯基 |
| 10月6日 | 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暨兼外长却尔巴桑 |
| 10月27日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长窦丁格尔 |
| 11月21日 |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恩维尔·霍查 |
——摘编自朱纪华《档案揭密外交风云》
材料二 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内心和谐正是对儒释道这三种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的生动诠释。19世纪以后，列强的疯狂侵略让中国人民陷入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苦难境遇，加深了无数仁人志士对自立自强的渴望、对战争侵略的控诉以及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我国推动建设新型国家关系，就是要打破唯权至上唯利至上的思维牢笼，让世界各国认识到“除了权还有理，除了利还有义”。零和博弈这种水火不容，不可调和的竞争思维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当今世界。{因此，我国在国际上打造“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崭新格局。
——摘编自常浩《新时代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几点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状况。结合所学，指出这一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的表现和相关外交活动对国家建设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时代我国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中国推动建设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材料一 1950年2月14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维经斯基会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双方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等。苏联政府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确定了中苏两国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以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准则。1979年4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期满后不再延长。次年4月，该条约期满后废止。
——摘编自人民网《党史上的今天》
材料二 2001年7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规定：“第五条 俄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第六条 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决心并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第十八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及本国法律在促进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进行合作。”
——摘编自中国外交部《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材料三 2021年12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俄关系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展示出新的生机活力。双方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捍卫了各自国家尊严和两国共同利益。两国积极展现大国担当，阐述民主和人权的正确内涵，成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
——摘编自《人民日报：促进中俄关系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俄关系的变化，概括俄方所持的基本态度。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中俄续约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次制定“五年倍增计划”，逐步提升对外援助规模，并开始将外援动机与政治安全等问题挂钩。与以往外援主要服务于经济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大平内阁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利用对外经济援助来扩大日本在受援国的政治影响。1982年，中曾根康弘就任日本首相后，提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强日本对世界各个地区的“战略性援助”。通过对外援助，日本加深了与被援助国的交流，增强了国家之间的信任，实现了多重收益。
——摘编自刘艳《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政策演变及战略分析》
材料二 新中国在成立后的二十余年间，通过对外援助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并多与受援国直接沟通，其中援助多用于反帝反殖活动。1979年，邓小平表示：“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认为但具体办法要修改。”.1980年5月，我国政府明确指出援外既要“促进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要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的方针。互利共赢成为此时对外援助的核心原则，以改变过去对外援助多采取单方面无偿援助的做法。我国还开始通过多边渠道提供对外援助，如1985年，我国向非洲开发银行提供了270万美元的捐款，并为其融资提供便利。随着援助经验的积累和丰富，我国逐步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外援格局。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指出1979年前后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发生的原因。
材料一1949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的“亲热”期。当时，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以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手中一张重要的牌，中国则需要苏联作为自己抵御西方的主要依托以及贷款、经援和军援的主要来源。但在1958年后，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之间，特别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明显裂痕。1960年到1958年，是中苏关系的“冷战”时期。中共发表了“九评”，苏共则公布了“国际共运总路线”，双方互相“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异常猛烈。1969年到1978年，是中苏关系的“热战”时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还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接连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一点贸易和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趋列车。1979年到1989年，是中苏关系的“回暖”期。此时，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缓和对华关系。
——摘编自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
材料二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表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苏联“8•19”事件后，中国外交部表示：“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内部的事务。中国政府的一贯点场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并相信，苏联人民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保持政治稳定，实现经济发展，建立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睦邻左好原则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将继续得到发展。”这些做法完全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论战和对抗，尽管苏联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仍然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友好交往，并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依据类似原则，中国也保持和发展了与东欧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摘编自秦亚青《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程及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时期中国对苏联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及其主要原因。
材料一 1949年前，曾长期在华工作的美国著名记者伊罗生说道：“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有极其众多的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仁慈保护者、恩人和救星。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灵、肉体和不朽的灵魂承担着责任，美国政府则承担着保护中国政治独立和行政完整的责任。”美国政府和社会秉持中美“友谊”的观念和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实质是一种想象的“恩人身份”和“家长庇护”观念，是美国对中国的帝国心态，即美国以更为“优越”的文化控制和改造中国。旧中国是美利坚帝国实现国家抱负、使命和威望的“可控的他者”和巨大的试验场。
——摘编自翟韬《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9）》
材料二 一个统一、民主、强大、对美国友好并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的中国的前景使美国人普遍相信，中国就在他们手中，美国的国家理想和使命的实现似乎唾手可得。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是美国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失败，更加打击了美国有能力控制和改造中国的帝国心态。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这样写道：“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作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作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
——摘编自翟韬《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美国政府和社会热心美中“友谊”的目的和美国对中国“特殊关系”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由“特殊关系”变成对立关系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未来中美关系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