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学者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中这样描述唐朝：国家的统一、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两座宏伟京城的修建和国内国际贸易的扩大，均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唐朝长安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居民百万，吸引着来自亚洲各地的商贾、留学生和朝拜者。唐都长安平面图如下
唐朝长安城平面图
材料二 唐朝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到北宋时则以洛阳为西京，以都城汴梁（今开封）为东京。《东京梦华录》说东京商业“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南宋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东京人口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北宋都城东京平面示意图
(1)根据材料一、二两幅平面图，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长安与北宋东京各自有哪些显著特点。
(2)结合所学，分析唐宋城市特点发生变化的原因？并分析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趋势。
| A．传统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 B．大量使用自由雇佣劳动力 |
| C．纸币成为主流支付手段 | D．长途和大额贸易有所发展 |
材料一 汉朝时，对外贸易的陆上通道已是四通八达，除西北丝绸之路外，在西南有通往印度的“永昌道”，在东北有去朝鲜、日本的“乐浪道”。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带“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唐朝始设市舶使，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设在海上贸易频繁的广州，当时皇帝及相当一部分大臣认识到“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宋神宗诏令：福建沿海口岸有南洋各国商舶到达，查验是否有“公凭”，如已经抽买（征税），凭“回引”（纳税凭据）即可通行。
——摘编自倪方六《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材料二 两宋期间，丝绸之路被金、西夏等所阻，对外贸易只好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海路进行。当时与宋朝通商的海外国家，共五十多国，总称为“海南诸国”。中国过去的海外贸易，主要为统治阶层带来珍贵的奢侈品，整体经济收益不大。然而，宋朝的海外贸易不仅在规模上远超过前朝，而且为政府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宋朝因此设机构负责管理和推广海外贸易。
——摘自杭侃《两宋：在繁华中沉没》
材料三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特点，并结合所学说明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朝山西商人商业活动的特征。
| A．重农抑商政策与海禁政策的一致性 | B．抑商政策因时局变迁而调整 |
| C．限制了外贸推动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 D．商人已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
| A．反映了秦的暴政延伸到手工业部门 | B．提高了工匠们生产活动的积极性 |
| C．表明秦创立了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 | D．规范了生产经营活动和组织管理 |
| A．商业空间的变化 | B．江南经济的开发 |
| C．阶层流动的方式 | D．海外贸易的发展 |
材料一
材料二 “大上海计划”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打破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垄断城市中心的局面而制定的计划，从1929年7月开始实施。其实，一些有识之士早就萌生振兴华界、抗衡租界的民族复兴思想，早就开展了一些规划的努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大上海计划”被迫停止，但它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新市区经济的繁荣，改善了城市居住和交通现状，凸显了进行城市规划的必要性与有效性，甚至对解放后进行的整体规划等都产生较强的示范作用。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汇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国民政府推行“大上海计划”的意义。
| 内容 | 出处 |
| “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满足指标），不合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 | 桓宽《盐铁论》 |
| “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山阳、东郡、汝南皆为郡县名称） | 班固《汉书》 |
| “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粗劣），贾（通“价”）或强令民卖买之。” | 司马迁《史记》 |
| A．垄断性经营破坏平等竞争机制 | B．官营经济冲击了中央集权体制 |
| C．官营手工业经营管理亟需调整 | D．私营手工业发展缺乏良好环境 |
| A．促进了早期科技文化发展 | B．形成了南稻北粟的种植格局 |
| C．催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 D．加速了阶级和早期国家出现 |
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古代中非交往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的背景和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今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