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的“食”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是极为突出的。古代文献中就有“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等等。古人还有把一切技艺都归结为食的惯语，如把政治比喻为烹调：“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千年来，中国人的“食”，从食物来源、加工烹饪技术到饮食制度都发生了若干显著变化。从最初的南稻北粟到宋元时代的南稻北麦以及外来物种的传入，进一步改变了、丰富了中国人的食物结构。以品系繁多、工序复杂著称的“中国菜”烹饪艺术在南宋时期也趋于成熟。以至于后来马可·波罗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食谱几乎构成一个庞大的动物园。聚宴的形式也由上古的“分餐制”变成了围桌共餐等。直至今日，喜谈中国文化者仍然关注有关“食”的观念，如以“吃了吗”为打招呼用语，以吃喝作为社交乃至政治运作的重要形式，直到从中式饮食中考证传统伦理原则及思维方式等等。

——摘编自秦晖《千年回顾：民以食为天》

材料：明朝后期常熟人谭晓，因当地“田多洼芜”，低价购买了大量空闲土地，雇佣乡民百余人，“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腾，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所凿水池养鱼，池上筑舍养猪‘其余空地视地形、土壤情况种植不同的果木蔬菜，顺带捕捉鸟亮昆虫，此类副产品稍售所得“视田之入复三倍”。其本人“纤音惮费”，生活节俭，因此“货日益，窖而藏者数万计”。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   相对于欧洲的这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最繁荣的城市集群，建立了遥遥领先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创新上却开始落后了，相反，王安石的变法更空前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城市与学校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放眼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建设好现代政治文明，城市与大学的自由度仍是重要的观察指标。所以，11世纪至12世纪常被称为中西方文明的大分流时期，是“世界时间”的钟摆从东向西摆动的关键时刻。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一：西欧中世纪，城市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在经济上，城市的经济活动不纳入封建庄园的经济体系，有独立于领地之外的财政管理系统；政治上，城市不隶属于任何封建主，有自己独立的司法权，可推——选自己的行政官员；从社会关系上来看，任何人一旦成为市民，就脱离了封建关系，成为不受封建关系约束的自由人。中国的城市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商人与社会其他成员同流，商人发了财总要投资土地，因为土地被看成是财产与社会地位的最终归宿。同时，历代王朝都有强大的官办商工，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虽也有也有“商会”“行会”等组织，但“隋唐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

——摘编自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

材料二：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国家城市中各种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各种新的城市规划理论应运而生。欧文、傅立叶等社会改革者提出了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全新城市规划。霍华德主张在进行系统的社会改革前提下，建立城乡交融环境优美的分散的城镇群。盖迪斯则把生物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城市规划学融为一体，创造了“城市学”的概念。

——摘编自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