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随着私田的大量开垦公田逐渐荒废，井田制遭到破坏并逐渐瓦解。北魏至唐前期，中国一直实行均田制。唐代均田制的实行把军队和广大农民安置到了土地上，达到了安定军心和民心的目的。如贞观时，“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贵粮，取给

于道路焉”。由于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开垦日益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致使粮食价格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也日益富裕充足。所以，唐前期百余年间国力强盛，威震中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摘编自王红雷《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之演变》

材料二   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变土地私有制为公有制。实践证明，它是不利于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否定了农民个人的物质利益，无法有效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50年代后期，土地改革旨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公有化程度，扩大公有化规模，使得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结果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在积极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土地国有制，改革经营管理方式，实行分户经营，自负盈亏。这一土地制度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摘编自唐丽霞《新时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材料一   “不抑兼并”是宋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唐中期实行两税法后，土地私有制得到迅速发展。北宋时期，土地商品化相对增强，“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成为一种普遍被人们认可的现象，“不抑兼并”政策正是对土地私有制之下土地自由买卖的认可。北宋统治者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他们关心的不是土地不均，而是土地转移后能按土地的多少收税。

——摘编自全仁经《土地兼并的不可抑制和北宋的不抑兼并》

材料二   从1950年6月开始，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等地区在总结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土地改革法》等一系列政策要求，平稳有序地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前后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宣传动员、典型试验”“划阶级、分土地”“全面检查、颁发土地证”等阶段。至1952年年底，新、老区3亿无地少地农民，共分地7亿亩，获利农民占农业人口的60%～70%。农民在拥有自己的土地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据统计，1952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19年增长了48.3%，粮食产量增长了44.8%，农民收入相比以前也有显著增长。

——摘编自陶艳梅《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述论》

材料一   无论是从考古发现上看，还是从传世文献上看，耜和未都是中国最古老的农具。《易经·系辞》记载，伏袭氏之后兴起的种农氏，砍削木头做耜，弯曲木头做未，将两种利器传播至天下。在山东嘉祥武梁祠东汉画像砖中，人们.发现了一幅（神农氏耕作图）（如图所示），描绘的是神农氏弓步俯身持未耕作的场面，画侧题有：“种农氏，固宜教田，碎土种谷，以振万民，＂神农氏生活的准确年代已不可考证，故人们一般认为他生活在黄帝同时代或稍早的炎帝时期，考古年代与河姆渡遗址第一期遗存接近。2002年，使西考古工作者在宝鸡市关桃园遗址发掘出一批骨耜，这些骨耜距今约7000年，多为鹿的肩胛骨经削磨制成的，刃端有不同的形态。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相比，关桃园遗址的骨耜可能与传说中的未知发明者神农氏的关系更加密切。

——摘编自许永杰《农耕星火》

材料二   先秦时期的器物表面、汉魏时期的画像砖以及五代唐宋的石窟壁画中，都有关于耕织主题的绘画留存。到了宋代，由文人西家创作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记录男耕女织生活的《耕织图》问世。南宋初年，于潜县县令绘制了45幅《耕织图》，分《耕图》和《织图》两部分，其中《耕图》呈现了水稻生产从浸种到入仓的21个步骤，《织图》汇总了养蚕与丝织从浴蚕到剪帛的24个步骤，每个步骤均配以图画和五宫律诗。推广耕作、丝织技术。促进农田的开垦、丝织的发展是绘制《耕织图》的主要动机，很快，在（南宋）高宗的嘉奖和士大夫的推广下，《耕织图》的影响进及当时整个江南地区。不仅如此，《耕织图》在后宫也颇有人气，吴皇后命画工临摹此图的“委织”部分，并依据自己的亲身经验让画工作了全面修改，且加以题注，对蚕桑种植和丝织生产过程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描绘和说明。

——摘编自张所字《<耕织图>：展现农耕文明的美丽画卷》

材料一   秦代的官府手工业绝大部分专为皇室贵族需要而进行生产。这部分手工业是由中央少府和地方工官管理的。……自汉武帝盐铁专卖政策和平准均输与“算缗钱”实行后，私营手工业受到了打击，特别是与盐铁有关的手工业急剧衰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府手工业受到统治者重视，一般手工业也多为官府垄断。这些垄断除了工官制度外，还体现在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工匠的控制，将其固定在官府手工业中，为其服务。

材料二   自明朝万历年间以来，雇工的身份有所变化，其人身自由度增加，与雇主的依附关系减轻。反映到劳动市场上，雇主主要依靠“劝”的方式激励雇工努力干活。官营手工丝织业自明中期以后，由于管理不善和工匠的逃亡、怠工，生产难以维持。清朝官府手工丝织业的规模远逊于明代，官府丝织业在整个丝织业中的比重相当微小。……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当时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九洲《中国经济史概论》

材料一 “华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由于长期以来，中华帝国乃是古代东方、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因此这一体系的理念、原则和体制的构建，中国自然起了某种主导作用。明成祖朱棣说：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问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成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一”与“和”，是“华夷”秩序最本质的东西。这个“一”，就是要“大一统”，“一统华夷”。“和”的内容有三，即：中国不干预各国内部事务；中国对各国交往实施“厚往薄来”原则；中国负责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朱棣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说：“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历史证明，中华帝国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确实做到了有“一”就有“和”。

——摘编自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英国已具备了向外扩张的备件，当时，新的政治制度已经确立，由此而造成的政治冲突也已经结束。重商主义已经为朝野上下所接受，对外贸易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民生国计。辉格党长期执政-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保障，这个党代表着英国最失的土地贵族，但同时也代表以伦敦为基地的海外大商业利益。威廉三世继承王位后，英国就被拖进了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就威廉的本意而言，他要把英国拖进荷、法之间的长期争执，从而有利于荷兰方面；但就英国而言，这却符合它已经面临的扩张需要，因此受到广泛的支持，尤其受到辉格党的支持。

——钱乘旦等著《英国通史》

材料一   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城市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使执政者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其中矛盾最集中的又莫过于对商业的管理。面对新形势，宋廷没有囿于传统，而是积极应对，在牙人、行会和伪钞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丰富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王伟超《宋代城市新兴商业管理制度》

材料二   从清代前期江南省、府、县三级官员的若干政令文告集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对于田土、房屋产权交易俗例的规范，货币与度量衡、牙行的管理，市场秩序的维持，以及某些市场活动的管制，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总体而言，商业与市场管理在明清地方行政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地方官员面对商业经济问题时，基本都提不出具体的应对方案，多数情况下只有类似“严拿究处”“置之重典，决不姑容”等疾言厉色的训诫，即便佐以枷号、杖责、徒刑之类的威胁，在行政上仍缺乏实施细则、有效的监督和执法力量，只是一纸空文。

——摘编自黄敬斌《清前期江南地方政府商业管理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