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在历史上既是粮食大国，又是“饥荒之国”。历代统治者都把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存粮备荒放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即使如此，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问仍然严峻。由于古代农业生产水平的限制，粮食安全只能停留在维持最低生活需求的层次。宋元至明清时期，虽然粮食亩产量明显增加，但人口的迅速增长使粮食需求剧增。历代统治者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时，都立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往往忽视了粮食自由贸易对粮食安全的作用。即使粮食产量不断增长，但大量土地掌握在官僚、士绅、地主手中，普通农民在缴纳政府各种赋税后，面临饥荒的风险更大，加之社会救济体系的不完善，粮食安全的水平也大大降低。
——摘编自吴宾等《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近代农业和土地问题也一直受到关注。梁启超和孙中山曾针对土地国有化问题展开辩论。张謇在振兴农业的方案中提到“荒之地，听绅民招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同时还提出“棉铁主义”，认为“今日中国为奖励纺织计，根本计划，必先奖励植棉”。民国初年，农林总长的宋教仁则提出，设立农业金融机构“以辅助农民之资力”，设立教育机构“以增长农民之知识”，甚至提出为发展农业可以“酌量输入外资”。针对全国当时暴发大面积水灾，宋教仁一针见血地指出，“水源之地山林滥伐”“沿江沿湖土地之开垦”等人为因素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的治理对策。
——摘编自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严峻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加以简要评价。
材料 “牛为耕稼之本”，是古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唐·张廷珪言：“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因此，自西周“诸侯无故不杀牛”起，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的畜力，以“禁止私杀牛”为内容的耕牛保护制度，便载入中国历代王朝的法律之中。历代法律以牛能否胜任耕作为原则，规定了严格的宰杀标准。《汉律》云：“不得屠杀少齿”，只有年老体衰之牛才可宰杀。不按照法定宰杀标准、不经官方机构的审批，无论是牛主（牛的所有者）还是他人，私屠乱宰牛都是犯罪，要受法律的制裁。《淮南子·说山》高诱注云：“王法禁杀牛，犯禁杀之者诛。”唐代之后，历代法律规定的具体刑罚有轻有重，因时而不同，唐律规定“徒－年”，宋初《刑统》则是“决脊杖十七放”，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徒一年半”，元代“杖一百”。明清律规定：私宰牛马者，杖一百。若病死而不申官开剥者，笞四十。法律禁止任意宰杀的目的，是保证有足够的耕牛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进而保证政府财政有充足的税源，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长治久安。
——摘编自魏殿金《中国古代耕牛保护制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古代耕牛保护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严格保护耕牛制度的原因。
材料一 西汉武帝元光年间，“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纱”。随后武帝又征发万余人，首创地面凿井，使井下渠道相通的办法，引洛水至商颜（今陕西大荔县北），连成一条长约10里的井渠 — —龙首渠。当时在关中地区还修成灵轵渠、成国渠和湋渠等水利设施。公元前119年“以昆明有滇池，乃作昆明池以习水战”，并经揭水陂引昆明池水进长安，用以改善城市用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原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凿6条较小的支渠，以利于郑国渠附近高地农田的灌溉；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凿引泾水与渭水相连，修成白渠，全长200里，可灌溉农田4500顷。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959年，中科院、水电部在北京召开了“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研究工作会议”，确定南水北调指导方针是：“蓄调兼施，综合利用，统筹兼顾，南北两利，以有济无，以多补少，使水尽其用，地尽其利。”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 “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经过长时期的论证和准备，成立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协调了各部委、沿线各省市等力量。至2020年6月，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输水300亿立方米，沿线6000万人口受益，京津冀地区人民生活饮水质量明显提高。华北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状况得以缓解，水资源环境得到初步改善。
——摘编自《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年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水利工程兴建的条件并概括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意义及启示。
材料 蜀郡长官李冰认为治蜀 的关键在于治水,通过治水解决蜀地的“水沫之害”，关系到老百姓的生计与当地经济发展。李冰深入实地进行考察,根据岷江流域的地形地貌，制定了蜀郡的治水方略。他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运用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设之中，构建了以渠首工程为核心,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系统水利枢纽工程，鱼嘴功能是分流，飞沙堰功能是泄洪排沙，宝瓶口功能是控制内江的水量,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者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科学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等问题,消除了水患。李冰重视灌溉管理,委派水官经管都江堰，并确立了“一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的维修养护制度，制定了“深沟滩、低作堰”的岁修原则。
——摘编自凌栋《论李冰文 化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李冰治水活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李冰治水活动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以前,法国传统农业主要种植谷物和葡萄。谷物一葡萄生产结构影响了法国农业生产规模和生产经营方式。谷物生产主要用于农民自己消费,并没有大量进入市场,生产规模小,产量有限。到19世纪后期粮食作物产量大幅增加,粮食总产量从1840年的约142 万吨,上升到1892年的209.7万吨。相较而言，葡萄生产具有更强的商品性，但采用小农精耕细作模式,农业机械化的要求低，因此并不适合大农场生产。
----摘编自周之桐(法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演变)等
材料二 清中期,精细化生产促使粮食单产显著提高,如稻米生产,在江浙、湖广一带膏腴之区，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可达五六石。由于北方不适于种植水稻,因此甘薯、玉米等对地利没有较多要求而高产的作物得到了普及性推广，成为平时活口,歉时救人的口粮。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棉花种植范围更广,除已有的棉产区外,东北也成为了重要的棉花产地,甚至在江南部分地区出现农民种棉远超种粮的现象。
----摘编自朱玉婷、徐峰(18世纪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期以前法、中两国农业生产的共同特点,概括19世纪后期法国农业的新发展。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中期粮食产量提高的原因以及影响。
材料一 从右图可以看出，汉代粮食亩产已达到一定水平。明和清前期，随着稻田复种指数增加，玉米、甘薯种植推广，亩产又有一定的提高。但从汉代到清中叶的两千年中，粮食亩产只增长了39%。
——摘编自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1）材料一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怎样的发展概况？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和清前期粮食亩产提高的外来因素。
材料二 在中国，小农经济一锄一镰，一个主要劳动力加上一些辅助劳力，一旦和土地结合，就可以到处组织起简单再生产，虽然脆弱，但被破坏后极易复活和再生，又非常顽强。小农经济这种顽强的再生机制所造成的结果便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水平位移——横向发展。
——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我国小农经济既脆弱又顽强的原因。举例说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水平位移”的具体表现。
材料三
中国传统农业是在国家全力倡导、监督下得以发展成为一种进步的形态。但是，“农为国本”，这话的反面，农业受到特别“照顾”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一切都得靠它滋养支撑。正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对农业的强控制，使农业本身受到重压，更使农业发展的成果无法扩散、转化、辐射到其他的经济领域，整个经济结构缺乏自身运行的独立机制，变得非常僵硬，难以变革。
——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3）概括材料三中“农为国本”的两面性。从经济角度分析农业发展的成果“无法扩散、转化、辐射到其他的经济领域”的原因。
材料一：
材料二：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
——西汉•晃错《论贵粟疏》
材料三：白居易诗《朱陈村》描写了唐代农村生活景象：“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扎扎，牛驴走芸芸。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入俗纯。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
（1）据材料一、二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概括自然经济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