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煤炭亦称“石炭”。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开始利用煤精刻制装饰品。战国时期，煤炭已作为燃料使用。研究表明，同体积的煤炭与薪炭的理论热值比为 1：1.66。宋元期间，煤炭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能源。北宋在各地矿山广设煤炭税收机关石炭务及专门“受纳出卖”煤炭的石炭场。“石炭自⋯⋯河北、山东、陕西方出，遂及京师”，“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燃）薪者”。近年来，还在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四川等地先后发掘出一批用煤作燃料的宋元瓷窑遗址。但薪煤兼用仍是东京燃料的基本构成。熙宗七年（ 1074年），“勘会在京窑务，所有柴数，仍与石炭兼用。”

——摘编自柴国生《宋代能源结构变迁原因探析》等

材料二　 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利用筹议海防的机会，向清政府提出“开采煤铁，以济军需”，获得清廷允许。截止1894年，全国产生了，16个近代煤矿，但只有直隶开平、北京西山两处经营较好。尤其开平煤矿出煤后，由于运费低廉，很快压倒日本煤，迅速占领了天津市场，并且通过天津转运往长江沿岸众多城市。甲午战后至清末，全国共新建煤矿43座，其中华北有19座。在山东淄川、博山还建立了中德合资的煤矿，英国也在河南焦作建立了福公司。至30年代初，华北四省煤炭工人达到，10余万人，超过全国一半以上。1914年，福公司五千余名煤矿工人，参与反对福公司随意侵占矿区的斗争，使“焦作市面颇为惶恐”。

——摘编自刘龙雨《清代至民国时期华北煤炭开发》

材料一：由于植棉的普遍和棉纺织技术的提高，至明代中叶，上海地区已经是全国棉纺织中心松江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纺织中心，而且是棉布和棉花的集散地。到清朝初年，上海的棉纺织业，号称“衣被天下"。到十八世纪中叶，上海的棉纺织业，在工具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当时已经有棉布的包买商出现，时人叶梦珠说:“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在松江府西郊开设的百余家暑袜店，商人将原料发给“合郡男妇”制造，制成后交回店中，计件或计时给予报酬。

——摘编自张家驹《黄道婆与上海棉纺织业》

材料二：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江南棉商强烈感受到国际市场的挑战。江南棉商走出了一条既充满荆棘坎坷又富有竞争和进取，既蕴含着历史传统又富有近代意识的独特发展道路。交易方式上既有如交易所式的近代交易方式，也不乏沿街售卖的古老买卖形式，棉花品质判定上既有精准的数字标准化核定，也有完全依靠棉商经验的定夺，加工方式上既有先进的机器轧花，也有古老的人工轧花，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商业贸易所呈现的多元结构和转型形态。其演变的动力“既有来自西方文明的示范和挑战，也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密切相关，是外来冲击与内在逻辑的合力推动”。

——摘编自于新娟《挑战与机遇：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一   蔗糖是汉武帝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进贡来的珍品。唐太宗曾向印度摩揭陀国派出留学生使团学习制糖技术，制出了品质远胜于西域石蜜、颜色黄白的好糖块。据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此时蔗糖已用于治肺寒、咳嗽上气等疾病。两宋时期，王灼编写了世界第一部甘蔗炼糖术专著《糖霜谱》。明清时期，中国人发明了世界领先的“黄泥水淋脱色法”，生产出洁白如雪、颗粒晶莹的“白糖”，糖制品成为大众食品，国外销售区域遍及亚洲、美洲、欧洲等14个国家及地区。

——摘编自任小宇《中华帝国视野下的蔗糖史》

材料二   明清以来，中国一直是东亚市场的蔗糖输出大国，台湾甚至被称为“东方甜岛”，中国几乎垄断整个东亚的糖品贸易。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甜菜机器制糖业快速发展，甘蔗糖业日渐萎缩，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糖业旧格局逐渐瓦解。仅1929年，进口洋糖（以甜菜为原料）高达89万吨，价值银元1.5787亿，超过了中国所有民族工业的产值。

——摘编自赵国壮《近代东亚糖业格局的变动》

材料三   甲午战争后，中国糖业由盛转衰，清政府着意扶植糖业发展，同洋糖进行抗争。1898年，户部建议江西等“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岁增之利无算”。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派人赴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罢。1929年，中国企业家发起国糖保护运动，国民政府给予这些企业家经营特权，并修改关税，保护原料糖进口。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国力不济等原因，中国糖业发展始终成效甚微。

——摘编自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