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清初，针对满洲贵族依仗特权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谕令禁止；刊税例木榜于各关，“并商要往来之孔道，遍行晓谕”，对“私行滥收”的官吏“依律治罪”，以促进全国各地商品的流通。康熙中期以后，清政府在工商业领域实行商专卖政策，这种封建王朝垄断控制工商业的形式，较之明代弊端丛生的官专卖制有了明显改进，国家变直接干预经济为利用专商间接遥控。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不能超越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界限，否则就要危及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清政府便用榷关、牙行和行会制对民间商业进行控制。允许适当发展，又不允许超过限度，清前期的主要手工业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有了一定的发展。

——据李绍强《论清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一   自晚唐起，尤其在宋代，多层次、网络状的地方市场日益发展，形成由北方市场、东南市场、蜀川诸路区域性市场和西北市场构成的宋代区域市场。其中东南市场一方面有长江作为贯通全区的东西大动脉，另一方面又有汴水和江南运河与北方市场相联。这个市场又同南海诸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摘编自廖伊婕《宋代近海市场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由于江南是全国市场的核心，许多长途贸易终点大宗商品的最大市场也集中于江南。这些市场包括最大的稻米和木材市场（苏州）最大的豆货市场和麦市场（上海）最大的棉布市场（苏州和松江）最大的丝织品市场（苏州、杭州、南京）和最大的生丝市场（南浔、双林、乌青、菱湖）。最能代表江南在全国商业中的这种中心地位的是苏州在全国粮食贸易中所处的领导地位。由于这种中心地位，江南米价不仅影响到区域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而且也影响到全国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也正是因为在全国市场中的这种中心地位，江南能够将全国商人吸引至此。

明清时期全国与江南地区重要的商路示意图

——摘编自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

材料三   19世纪60年代至清末，上海与全国各主要口岸间已形成比较固定的外贸转运网络。……这些主要口岸每年平均占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95%以上。九江的绿茶，汉口的茶叶、牛皮、猪鬃、芝麻，宁波的湖丝、茶叶、棉麻，芜湖的蚕丝等大宗土货都运往上海出口。对上海来说，有些口岸只是其外贸转运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这些口岸来说，依赖上海外贸转运的程度非常高。

——摘编自唐巧天《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