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瓷、矿冾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锟《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材料   东周以后，当古代中国土地私有化刚刚起步的时候，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商品交换也悄然出现。中国古代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加工制品极其有限，这样就使地主经济不可避免地要与市场发生较多的联系，以解决消费品的不足。广大的个体农民局限在小块的土地上，生产手段更为有限，他们只能通过出卖剩余农产品以换取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再者，中国从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政府对于土地所有者的赋役经济关系以及对于城市经济活动的统治政策，也都在客观上打破了区域间货物流通的障碍，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较早发展。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特别是中国历朝奉行不渝的“重农抑商”政策，更加强了商品经济的依附性，从而使它的发展随着封建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姿态。当农耕经济较为繁荣，政治较为清平之世，商品经济也随之繁荣；而当农耕经济走入低谷，政治腐败混乱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就总的趋势而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向。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由宗法血族组织降为个体家庭，再加上较为自由的迁移、择业条件，使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能以私有者的身份进行竞争，从而使私营工商业有了相当长时间的自由发展。一些诸侯国统治者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修筑道路，对商业和商贾采取了筅络扶持的立场，积极推动各地物产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工商业者在市场竞争中，竭尽聪明才智，“设智巧，仰机利”，能够“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分析并了解市场信息，把握货物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以求得最大的利润。总之，此时的商品经济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是农本经济的补充。

——摘编自杨师群《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展原因新探》等

材料二 鲜卑族统一黄河流域后，于公元5世纪末实行了均田制等措施，把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商业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发展与繁荣。平城与洛阳等地的市场繁荣，户口般盛。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内设有多个商业区，有洛阳大、小市和四通市，还有通商、达货、准财等十里。大批胡商纷至沓来，“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东罗马帝国），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农村中的商品交换活动也逐渐兴盛。自耕农经济相当活跃，农民有一些剩余生产物要出售，也有一些购买力换回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摘编自张旭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曲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