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临安府（杭州）是南宋的都城，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商业中心。在宋金战争中，北方人大量南迁，其中不少士民和商贾都集中到杭州，使杭州的人口大增。杭州市场上的各种商品，都来自其他地区，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杭州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皆是，“即无虚空之屋”。大街上的买卖昼夜不绝，而且“万物所聚”，交易量很大，珠子市的买卖“动以万数”，尤其兴隆。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二 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经济作物棉、麻、桑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后期农业领域的新现象，他们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的管理，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明朝后期，在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的经营手段。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杭州商业繁盛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中后期经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由宗法血族组织降为个体家庭，再加上较为自由的迁移、择业条件，使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能以私有者的身份进行竞争，从而使私营工商业有了相当长时间的自由发展。一些诸侯国统治者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修筑道路，对商业和商贾采取了筅络扶持的立场，积极推动各地物产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工商业者在市场竞争中，竭尽聪明才智，“设智巧，仰机利”，能够“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分析并了解市场信息，把握货物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以求得最大的利润。总之，此时的商品经济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是农本经济的补充。
——摘编自杨师群《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展原因新探》等
材料二 鲜卑族统一黄河流域后，于公元5世纪末实行了均田制等措施，把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商业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发展与繁荣。平城与洛阳等地的市场繁荣，户口般盛。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内设有多个商业区，有洛阳大、小市和四通市，还有通商、达货、准财等十里。大批胡商纷至沓来，“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东罗马帝国），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农村中的商品交换活动也逐渐兴盛。自耕农经济相当活跃，农民有一些剩余生产物要出售，也有一些购买力换回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摘编自张旭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曲折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时期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影响。
材料一 晚明大变局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在全球化贸易浪潮频频袭来之际，大明王朝沿袭着海禁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立海关，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各种力量的作用，铸就了晚明对外贸易的辉煌。正如全汉异所说：“中国的丝织工业，因为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背景，技术比较先进，成本比较低廉，产品比较丰富，故各种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卖，连原来在那里独霸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要大受威胁。”
——摘编自樊树志著《晚明大变局》
材料二 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揭开，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辉煌！由于中国出口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毫无疑问刺激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备。这是值得探究的历史课题，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中国江南的经济水平是领先于欧洲的，至少并不比欧洲落后。
——摘编自樊树志著《国史十六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明大变局”形成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明大变局”对江南地区产生的重大影响。
材料一 宋太祖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
材料二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三 内藤湖南（1866~1934年）指出：“若说近世史应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应当是宋以后……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北宋以后堪称近代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夜市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朝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
（3）概括材料三中内藤湖南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宋代历史地位认识的异同。
材料 东周以后，当古代中国土地私有化刚刚起步的时候，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商品交换也悄然出现。中国古代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加工制品极其有限，这样就使地主经济不可避免地要与市场发生较多的联系，以解决消费品的不足。广大的个体农民局限在小块的土地上，生产手段更为有限，他们只能通过出卖剩余农产品以换取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再者，中国从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政府对于土地所有者的赋役经济关系以及对于城市经济活动的统治政策，也都在客观上打破了区域间货物流通的障碍，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较早发展。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特别是中国历朝奉行不渝的“重农抑商”政策，更加强了商品经济的依附性，从而使它的发展随着封建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姿态。当农耕经济较为繁荣，政治较为清平之世，商品经济也随之繁荣；而当农耕经济走入低谷，政治腐败混乱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就总的趋势而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向。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特点产生的因素。
材料一 宋代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它的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由原来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生活需求。史载，“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城市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所取代，到了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又演变为“隅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
——摘编自吴刚《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城市革命”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城市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背景。
（3）据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海外白银流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北宋税收发展变化情况简表
| 时间 | 赋税总额 | 农业税 | 商业税 |
| 宋太宗至道三年 （公元997年） | 约3559万贯 | 2321万贯 | 1238万贯 |
| 宋真宗天禧五年 （公元1021年） | 约5698万贯 | 2762万贯 | 2936万贯 |
| 宋神宗熙宁十年 （公元1077年） | 约7070万贯 | 2162万贯 | 4911万贯 |
——整理自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材料二 在宋代，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土地买卖、典当也基本不受官府干预，仅办理法律手续，缴纳交易税即可，对于百姓迁移、更换职业，官府的限制也比前代松弛。与此同时，瓦肆、勾栏等场所的兴起为市民阶层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文化生活。
——摘编自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宋税收的主要变化，结合所学分析其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社会生活的新气象，并结合所学指出其与材料一所反映现象的内在联系。
材料一 宋朝的海外贸易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可达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除主干道外，还有许多支线。宋初在广州、杭州、明州设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还制定市舶条或市舶法，不许官员权贵经营海外贸易、买舶商货物。进出口货物达400多种，进口商品有香料、珍珠、象牙、药材等，主要出口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陶瓷品、茶叶等商品，外贸分官营与私营，以后者为主。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历史加快了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洲际贸易是近代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与文化联系的主要内容之一。三角贸易兴起于16世纪，在17一18世纪成为最重要的洲际贸易，因涉及欧洲、非洲和美洲三地，且其主要商路连接成三角形，故称“三角贸易”。满载着枪支、纺织品、铁器和奢侈品等货物的商船，从利物浦等欧洲港口“出程”；到达非洲后，用上述商品交换被掠来的非洲黑人，然后经大西洋西航美洲，此为“中程”；商船到达美洲后，以这些黑人换取蔗糖、咖啡、烟草、棉花等物品，再运回欧洲，此乃“归程”。一次三角贸易的航程，大约需时半年，可做三笔生意，获得数倍的利润。利物浦等城市因此兴盛起来。
——据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海外贸易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说明三角贸易兴起的背景并简析三角贸易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晋游日记》中记载“汾平两郡（汾州府和平阳府），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富人携资入都，开设账局。”咸丰三年（1853年）王侍郎奏：“闻账局自来借贷，多以一年为期。五六月间，各路货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将本利全数措齐，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账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银持归，每年如此。”
——摘编自黄鉴晖《山西票号史》
材料二 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于1606年经市议会批准，1609年正式开始营业。这家银行接受存款、转账、开发汇票的业务，它还有权兑换货币、买进金银和外国铸币、铸造法定货币等。当时规定所有价值在600弗罗林以上的票据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办理，所以几乎每个商人都在银行开立账户。但是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不向客户提供任何个人贷款，也不允许私人账户透支。存入该汇兑银行的存款由阿姆斯特丹公司担保，一直到1683年，该银行都为票据交换提供免费服务。尽管类似的银行迅速在汉堡、米德尔堡、纽伦堡等城市建立（据估计，到1697年欧洲已有25家公共银行），但是没有一家银行具有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这样的信用和实力。1721年，该行共有2918个账户，价值共达28886000弗罗林。阿姆斯特丹的汇票是万能的通行券，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承兑。
——摘编自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
材料三 中国出现的最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银行机构是由外国人设立的。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同时开设了分行，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银行。此后外国银行逐渐增多，并多集中在上海。1879年5月，清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一家仿效西方银行成立的有限股份制银行，也是中国银行业第一家以“银行”命名的银行。从此，结束了我国银行业只有牌号（如票号“日昇昌”、钱庄“福康”等）而没有“银行”字样的历史。以金融业为例，晚清改革后期，帝国沿海城市的金融业已经建立起了严格的信审、银监机构以及相关流程。到1936年，中国金融机构相对完善，出现了除银行外，还有信托公司、储蓄会、保险公司、钱庄银号、典当等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且资产总额创历史新高，达到了82.06亿元。
——摘编自邵娜、李婧《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比较账局和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不同之处。（2）据材料三概括近代中国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发展的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的有利因素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