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的主要贸易港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而宋代港口则广泛分布于北起京东路，南至海南岛的广大区域；……唐代的海外贸易已达波斯湾沿岸，主要贸易区域在巴格达经印度、马六甲至广州航线以北地区，宋代的贸易范围……开始向阿拉伯海西岸及更广范围航行，远至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两宋时期，进出口商品的种类都有了很大增长，进口商品主要是一些原材料，如香料、矿石、马匹等，而出口商品大多数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这表明中国在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宋代一个海商一次贩运的货物常达十万斤以上，价值高达数十万贯。”

——选自杨宁一主编《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明清统治者也自称受命于天，君临天下，统驭华夏，构建起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四邻国家为藩屏的封贡体系。明太祖告诫：“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无敌兴兵贪一时战功，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乾隆帝坚决拒绝苏禄国以户口、人丁编入中国图籍的恳求。明清皇帝对藩属国进贡的礼品从不计较，还体谅该国情形，逐步减少贡品数量和进贡的次数，厚往薄来。藩属国内部事务由各国自主处理，中国不加干涉。藩属国受外来侵略，中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其安全。中国还出面调停藩属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避免战争，使和睦相处。封贡体系各国之间，经济、技术和人员广泛交流，互通有无，共同发展。因封贡使团来往交流及学者互访并留学肄业等，中国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到藩属各国，各国优秀文化也传到中国，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圈。各国对海难船货互助互救，乾隆时，政府建立了动用公款抚恤沿海各国难船的制度，进一步加强了海上互救的力度。

——摘编自张顺洪、高翔等《明清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材料一   （临安）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负责宵禁的官员）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

——吴自牧《梦粱录》

材料二   粮食生产的专业化趋势，在明代一些地方一跃变为商品粮食出口区。方圆几千里的各种名优特产，辐辏荟萃于山陬一隅，这确实很能反映明后期商品的繁茂景象。其他如铁器、瓷品、纸张、食糖……也在由生产它们的原产地源源不断地贩运到全国各地，进入大小城市中的千店万铺，供当地市民消费。

——摘编自杜车别《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材料三   （1759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运湖丝并绸锻等货，自二十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

——摘编自李侍尧《奏请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准其出口折》

材料一   明代白银货币化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贵金属货币流通、循环，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中国巨大的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求远大过于供，向海外的寻求成为必然，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白银货币的扩展，官可以买得，学可以进得，徭役可以代得，有了罪过也可以通过纳银顶罪。银子的价值远远超过了陈腐的本末说教，社会风尚焉得不大改？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

材料二   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白银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流入欧洲，金钱的强大作用支撑起了一个虚拟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交易手段是贵金属，共同纽带是信贷与信托。欧洲建立了海外商业帝国，从白银流动中汲取了能量，它们的资源更加充沛，竞争心更加活跃，金钱成了基督教世界的腐蚀剂。随着贵金属的大量涌入，人们对信贷的态度有所放宽，西欧和中欧部分地区金融的复杂程度不断加深，更重要的是，商业的交易成本下降了，运输变得更容易，借款变得更简单，但通货膨胀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

——马克·格里格拉斯等著《企鹅欧洲史1517—1949》

材料一 晋商具有爱国热情，为报效朝廷，常常参与朝廷的平叛与防务活动，捐钱出人都比较踊跃。在国家危难之时，晋商常常直接参与国家的军事行动，保家卫国。晋商的爱国情怀还表现为力争主权。清末，晋商的标号名声逐渐开始衰落，但是他们并没有以此而萎靡不振，依然和全省人民共同团结，全心全力，与想独霸矿权的外国商人（主要是英国商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抗争，始终不屈不挠，最终从英商手中赎回山西煤权，保护了山西的煤矿资源，同时，晋商还舍利取义，回报社会。很多晋商在创业经商积累一定财富之后都会伐善行施、购药治病、架桥修路、接济孤寡、扶持穷苦等。

一指

——编自廖启云、李忠民《晋商责任意识的基本内容探析》

材料二   当时的商人已不再拘泥于士农工商的传统定位，他们将自己誉为社会的中坚，自豪地表示：“今日实业之世界，论人数以商界为至众，论势力以商界为最优。”有的声称；“今日之商家，实操我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也”；有的指出“追文明进步，出产丰富，器用繁多，万国交通，因利生利，而商人居中控御，握一国之财政权，而农、工之有大销场，政界之有大举动，遂悉唯商人是赖。”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变》

材料三   在当代中国，一些企业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用来指导和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同样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2016年（第六届）中国商业文化与管理学术会议上公布的“2016年中国儒商风范企业50强榜单”上，就有华为电子、海信电器、海东集团等知名全业，这五十家企业的儒商风范凸现出儒商精神在当代仍具有其不巧的价值。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缺失，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在这个时候重提和重振儒商精神就显得格外重要。

——黄鹰《儒商精神及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