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财神信仰形成较迟。主要在民间流行。明朝，从吴中（今江苏扬州）一带开始，形成了每年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不同的地区崇拜的对象不同，导致担任财神爷的角色纷杂，最普遍崇拜的是“正财神”赵公明和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和利市仙官姚少司。另有“文财神”比干和范蠡，关公被人们尊为武财神，“准财神”是刘海蟾，港澳台地区祭祀财帛星君李诡祖。还有的地区把“太白金星”等供奉为财神。这些财神都是公平、正直、忠义之士，自然不会保佑人们去发不义之财。

——摘编自《中国古代明清时期的财神崇拜》

材料二   15世纪以后，西欧各国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对铸造货币的黄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商人和新兴资产阶级需要黄金来扩充资本，社会上层需要用黄金来增加收入，购买更多的奢侈品。但当时的西欧黄金严重缺乏。《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流传后，欧洲人一直把东方，包括中国，看成是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欧洲有很多人沉迷于“寻金热”之中，上自国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渴望去东方实现黄金梦。

——摘编自孙梅《关于新航路开辟经济原因的困惑》

材料一   北宋建立后致力于发展经济，商业活动越来越发达。当时的外贸分官营与私营，且以后者为主。两宋先后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12处设有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还制定市舶条或市舶法，不许官员权责经营海外贸易、买舶商货物。当时，与宋王朝有海上贸易的达50个国以上，进出口货物达400多种，进口商品有香料、珍珠，象牙、药材等，主要出口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陶瓷品、茶叶等商品。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   16世纪，江南市镇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一个个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经济繁华的市镇涌现。其中，专业市镇占绝大多数，如松江府的朱泾、枫泾。据清人记载，“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市镇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工业中心，手工作坊主及其雇佣的工匠是其人口的重要部分。

       ——摘编自卜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

材料二   在强行进入的外国资本主义冲击下，上海等口岸城市的近代经济畸形发展，其与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日渐突出。有的口岸城市甚至超越集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于一体的传统城市。近代商办企业绝大多数集中于东部沿海，至1949年，东部沿海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的70．2%。

       ——摘编自吴松弟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等

材料三   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对外开放，1980年在广东、福建设立经济特区。此后，对外开放逐步深化。90年代初，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央依然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做出了以上海开发为标志的一系列深化对外开放的决策。上海日益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带动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新飞跃。

       ——摘编自郭大钧主编《中国当代史》等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文人经商风潮，对文人学士而言，通过文字谋利，是他们比较容易参与的商业行为，于是一批士人书商出现了。大量文人在自己熟悉的图书领域寻求生计，进一步加速了书籍商业化的程。此时出书品类繁多，数量庞大，鸿篇巨制频现，无论经史，还是日用类书、通俗小说，都以惊人速度发展。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皆为重镇，常熟、湖州等地也在书籍出版领域拥有无法替代的特殊地位。借助江南地区优良的水路交通条件，整个区域联结成成熟而活跃的书籍刻印出版和消费市场，并与福建、江西、两湖、江北、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等地域形成全国性的书籍交流网络。

——摘编自章宏伟《明中后期江南出版业的勃兴》等

材料二   甲午战后，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输入西学，启蒙新知，一时间，出现了国人争相办报的热潮。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洋书籍至少1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的总和。庚子以后，清政府改革教育，变更学制，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一些民营出版机构抓住机遇，编写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陆续出齐了成套的《最新教科书》，因销路十分广泛，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揭开了小说出版史的新篇章，其表征是小说出版的蔚为壮观，1903-1911年的9年间就出版、翻译小说2377种。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使之成为了清末三足鼎立的出版主体之一。

——摘编自吴永贵《论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及其意义》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中国图书出版业整体出现加速繁荣的态势。到2013年，中国的传统出版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印刷业总产值居世界第三，在世界出版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当代中国，出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能够起到凝聚民心、鼓舞士气、振作精神、形成合力的作用。

——摘编自周蔚华《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出版业》等

材料一   一位阿拉伯商人记述：两宋时期，信用券被广泛应用，富裕商人率先使用印制的纸币，极大地便利了商品的交换。中国商人把钱借给别人时会写下借条，借债人则在纸条上用食指和中指画押。他们主张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市不二价，童叟无欺，不卖假货，不赚黑钱，不会乘人之危而牟利。

——摘编自《新全球史》

材料二   明朝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有了很多的进步。商业资本也十分活跃，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商人和商人集团，在当时较著名的有徽商、江右商、闽商、粤商等，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许多商贸中心和新兴城镇。明中叶以后，“朝野率皆用银”，白银得到广泛使用。

——摘编自齐涛主编《中国通史教程▪古代卷》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秦始皇登碣石山,立刻辞,有“上农除末"一语,但秦代却出现蜀卓氏、曹邮氏、宛孔氏等以盐铁而成巨富的事迹。汉景帝时晁错曾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也;尊农夫,农夫已贫也。”汉武帝将天下盐收归官普,桑弘羊亦“以计算用事”。唐朝刘晏对食盐专利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办法。北宋庆历时一年的商税收入为1975万余缗,酒课为1710万余缉,盐课为715万余缗。到神宗时,一场全面的商业官营又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展开了。

——摘编自陈长华《抑商质疑一一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

材料二

明中后期,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从《士商类要》《商贾便览》《生意世事初阶》等大量商书记载来看,在“利”、“义”关系问题上,要求商人重信义、守承诺;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强调要道慎、勤勉、自我约束,充分发挥个人才智,善于应付处理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并将此视为经商成败与否的关键。虽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但却始终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保障机制。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及其转型困境》

材料一 （北宋）东京城郊兴起了为数不少的草市。草市这一名称初见于东晋南朝，是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和商业点，具有时间性，是定期集市。位于东京郊区的草市渐渐发展为城外厢，成为郊区的经济中心，起中心市场的作用、真宗时东京郊区草市已非常繁盛，“十ニ市之环城，嚣然朝夕"”。附城草市由于商业的发展，一般多位于交通要道。在这些草市上，批发业、零售业都很繁盛，有的特别繁盛之处已和市区别无二致。

——摘编自樊莉娜《北宋东京城郊的发展》

材料二 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始自宋元时代，当时号称村市、草市、墟、会、市、镇等。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如长江中流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年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齿日繁，贸迁益众，卒成巨镇”。特别是在十七世起前后约两百多年间（从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前半期），发展最为迅速。从明清两代地方志里的一些史料可知，江南市镇人口增长的情况有自数百家、数千家以至万家者。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材料一   宋辽西夏对峙时期，北宋的东京开封府是最大的商业中心，此外还有一些地区 性商业都会。这些大商业城市已完全突破坊和市的限制，商业活动也更为自由。在县城下面， 有许多镇市，城镇郊外的农村还有草市定期集市贸易。在南宋统治区内，商业以杭州为中心， 在长江流域及江南广大地区继续发展。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 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 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 商集贸性质市镇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朗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克、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