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初推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后由于政府滥发宝钞，民间开始自发使用白银，官方赋役也逐渐改为白银上缴，白银逐渐成为流通领域中的主要货币。到16世纪中叶，明政府停发宝钞，并正式确立了白银的官方合法地位。但明朝银矿稀缺，国内开采的白银不足以应付政府开支。面对银荒危机，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明政府开放海禁。通过对外贸易，相当大部分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以白银为主要货币，从而促使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围绕白银，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
——摘编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野》等
材料二 1816年英国在世界上首先实行金本位制，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行了金本位制，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英国在19世纪的国际货币关系中占有统治地位。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再一次发生变迁。
——摘编自李晓耕《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缘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白银货币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7—19世纪世界货币体系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后初期成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有何积极作用。
材料一 明代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闽、粤等地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纳入市场网络，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的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大量输入。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明代中叶以后的商品经济浪潮已烃突破了大中城市的局限，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市民阶层人士变得庞大复杂起来，它包括了商人，店员、贩夫、手工业者、游民、士卒，下级官吏、下层文人等各色人物。工商业者已日益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
——摘编自王言锋《社会心理变迁与文学走向》
材料三 明中后期，江南表面看似活跃的商业活动及手工业生产实则后继无力，仅以维持个体家庭基本温饱为目的、重复简单再生产而已。凡此，导致明代失去“社会变迁”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创新及技术革新重要基地。
——摘编自赵玉田《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中后期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中后期工商业经济发展“后继无力”的原因。
材料一 隋唐五代是草市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的草市上除农户出售自用有余以调配余缺之外，城市市场出现的珍玩宝器等奢侈品亦充斥其间。草市的数量和种类与前代相较也有增加。一些草市则分布在茶山附近，形成所谓茶市。与茶市类似者还有“鱼市、药市、桔市、莱市”等类。唐代中期以后，体现浓郁巴蜀地方特色的小市、酒市、江市、柳市、药市、蚕市、茶市等大量涌现。以特殊商品为交易对象的专业化草市也较为普遍。伴随这些专门化草市的繁荣，其经营范围突破了单一产品的限制，交易范围不断扩大。隋唐时期草市发展的特点之一为江南草市发展迅速，北方草市兴起滞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品交换频繁，城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内部泾渭分明的坊市界线被突破。商业活动范围由市伸展至坊，坊内店铺不断增加，营业不再受时间限制，夜市出现并迅速扩张。城市内部坊市店铺林立，发展为商业中心。
——摘编自冯兵《草市：隋唐五代乡村市镇化的历史典型》
材料二 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在江南市镇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农业。据统计，1679—1833年的155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量逐年增加，到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主要来自江南的市镇。江南市镇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的精良，使得欧洲国家的手工棉纺织业相形见绌。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并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纺纱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的发展。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五代草市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的市镇与隋唐五代相比有哪些新变化，并指出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财神信仰形成较迟。主要在民间流行。明朝，从吴中（今江苏扬州）一带开始，形成了每年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不同的地区崇拜的对象不同，导致担任财神爷的角色纷杂，最普遍崇拜的是“正财神”赵公明和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和利市仙官姚少司。另有“文财神”比干和范蠡，关公被人们尊为武财神，“准财神”是刘海蟾，港澳台地区祭祀财帛星君李诡祖。还有的地区把“太白金星”等供奉为财神。这些财神都是公平、正直、忠义之士，自然不会保佑人们去发不义之财。
——摘编自《中国古代明清时期的财神崇拜》
材料二 15世纪以后，西欧各国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对铸造货币的黄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商人和新兴资产阶级需要黄金来扩充资本，社会上层需要用黄金来增加收入，购买更多的奢侈品。但当时的西欧黄金严重缺乏。《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流传后，欧洲人一直把东方，包括中国，看成是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欧洲有很多人沉迷于“寻金热”之中，上自国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渴望去东方实现黄金梦。
——摘编自孙梅《关于新航路开辟经济原因的困惑》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中国古代明清时期的“财神崇拜”和欧洲“寻金热”的特点及它们出现的共同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明清时期的“财神崇拜”和欧洲“寻金热”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差异及其原因。
材料一 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宋代时，政府实行恤商政策，商人们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交易的场所大大增加。唐朝以长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还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国际性的水陆交通通道，从而促进了中国和欧亚非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交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国内市场的联通，也大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使对外贸易的税收成为南宋政府的重要的财源。商业资本的扩大和商品交换的频繁，从而使货币铸造量猛增，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时期应运而生。
——摘编自《商品经济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
材料二 最繁华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五大工业区，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苏、松、嘉、杭、湖五府还有若干新城镇兴起，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杭州的唐栖镇，都是丝织品及其原料的著名产地。正统元年（1436年），鉴于社会上“钱贱而不便大用”“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的客观事实，明英宗下令“弛用银之禁”，于是“朝野率皆用银”。
——摘编自滕新才《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二重性质诱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有什么新发展。
材料一 北宋前期的中枢权力机构设置，并非全盘新创，而基本上是整理、更革前代设施的产物。更革思路是在北宋初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步明朗化的，它清楚地体现着“权力制衡”的精神，同时使政权机构之职能分工更为明朗、责任更为集中。马端临《文献通考》曰：“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廷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宋代文化得到相对普及，这种相对普及最重要也富有时代意义的表现是文化不再被极少数士家大族完全垄断，逐渐由士阶层普及到农工商各阶层。如理学不再仅仅是“理”“气”等一些深奥的哲理，而是呈现了普及化、通俗化的趋势；文学重心的下移适应了社会娱乐的需要。另外，宋代“虽为市贾，亦重儒术”的事例不少，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转变。清代沈垚就认为，从宋代开始“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说明当时士、商之间的界限确实已经不太分明。
——选编自张全明等《中国历史大讲堂·宋史十二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简述北宋前期在中枢权力机构设置上这一“更革思路”的表现。用一句话指出实施这一“更革思路”的主要目的。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说明宋代文化“逐渐由士阶层普及到农工商各阶层”在思想、文学方面的体现，并概述从宋代开始“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转变”的表现。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由宗法血族组织降为个体家庭，再加上较为自由的迁移、择业条件，使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能以私有者的身份进行竞争，从而使私营工商业有了相当长时间的自由发展。一些诸侯国统治者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修筑道路，对商业和商贾采取了筅络扶持的立场，积极推动各地物产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工商业者在市场竞争中，竭尽聪明才智，“设智巧，仰机利”，能够“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分析并了解市场信息，把握货物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以求得最大的利润。总之，此时的商品经济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是农本经济的补充。
——摘编自杨师群《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展原因新探》等
材料二 鲜卑族统一黄河流域后，于公元5世纪末实行了均田制等措施，把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商业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发展与繁荣。平城与洛阳等地的市场繁荣，户口般盛。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内设有多个商业区，有洛阳大、小市和四通市，还有通商、达货、准财等十里。大批胡商纷至沓来，“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东罗马帝国），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农村中的商品交换活动也逐渐兴盛。自耕农经济相当活跃，农民有一些剩余生产物要出售，也有一些购买力换回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摘编自张旭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曲折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时期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影响。
材料一 晚明大变局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在全球化贸易浪潮频频袭来之际，大明王朝沿袭着海禁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立海关，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各种力量的作用，铸就了晚明对外贸易的辉煌。正如全汉异所说：“中国的丝织工业，因为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背景，技术比较先进，成本比较低廉，产品比较丰富，故各种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卖，连原来在那里独霸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要大受威胁。”
——摘编自樊树志著《晚明大变局》
材料二 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揭开，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辉煌！由于中国出口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毫无疑问刺激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备。这是值得探究的历史课题，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中国江南的经济水平是领先于欧洲的，至少并不比欧洲落后。
——摘编自樊树志著《国史十六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明大变局”形成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明大变局”对江南地区产生的重大影响。
材料一 北宋税收发展变化情况简表
| 时间 | 赋税总额 | 农业税 | 商业税 |
| 宋太宗至道三年 （公元997年） | 约3559万贯 | 2321万贯 | 1238万贯 |
| 宋真宗天禧五年 （公元1021年） | 约5698万贯 | 2762万贯 | 2936万贯 |
| 宋神宗熙宁十年 （公元1077年） | 约7070万贯 | 2162万贯 | 4911万贯 |
——整理自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材料二 在宋代，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土地买卖、典当也基本不受官府干预，仅办理法律手续，缴纳交易税即可，对于百姓迁移、更换职业，官府的限制也比前代松弛。与此同时，瓦肆、勾栏等场所的兴起为市民阶层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文化生活。
——摘编自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宋税收的主要变化，结合所学分析其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社会生活的新气象，并结合所学指出其与材料一所反映现象的内在联系。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背景。
（3）据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海外白银流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