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经济上，这段均衡期（1660—1730年）应当被理解为一段稳步增长而非停滞不前的时期。整个欧洲商业繁荣。西方世界到处都建起漂亮的新古典风格的交易所。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商品市场都在更加高效地运作。银行也迅速增加，比如英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修缮道路、扩建港口，并开凿运河、搭建桥梁。直到1654年，柏林仍然不过是小河旁一个拥有五千居民的定居点，但到1740年，它已成了一座拥有将近十万人口的宏伟城市。维也纳从一个阴森的中世纪堡垒变成了瑰丽壮观的帝国首都。

——摘编自[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十分迅速。清代中叶直隶、河南、山东商业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达40%以上。商业城镇中人口超过府城者至少有10多个，人口规模超过一般州县城的为数更多。新兴商镇的大量崛起使城市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商镇在行政建置上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其人口规模和市场辐射功能很多已超过一般州县城，其中的一部分在其后的发展中升格为行政中心城市。清代中叶，冀鲁豫三省可视为流通枢纽和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有30余个，已超过三省的府城总数，这些商业城镇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传统行政中心城市的绝对统治地位。

——摘编自许檀《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

材料三   在西方，最早有关明清“停滞论”的表述出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而后，著名学者魏特夫、佩雷菲特等也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表了类似见解，这些断言使“停滞论”在西方世界得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认同。这样一种超稳定、无变化、停滞的中国社会面相在国内也同样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而有关“停滞论”的反思很早之前就出现了。

——摘编自朱浒《明清中国社会停滞了吗？——中西比较的视野》

材料   宋代土地交易频繁，草市、集市遍及各地，内外贸易限制大为减少。以李靓、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反对空谈仁义道德，提出“义利双行”的主张。发展经济，扭转贫弱是宋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愿望。为巩固政权，政府的政策导向也避免与社会对立，在民事、经济立法上与前代相比有较大改变。“官中条令，惟（土地）交易一事最为详备”，并规定卑幼未经尊长允许，典卖土地无效。关于遗嘱继承，条款复杂，序列完整，还出现遗嘱继承的真实详尽案倒。法律禁止各级官府借口官需勒索商人，强买强卖；禁止以公务为名，阻滞商旅，盘剥商人。市舶司在外商往来之际，慰劳送别，成为条例；鼓励外商投诉不法行为。

——摘编自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

材料一       王良佐，居临安观桥下。初中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起肆于门，称王五郎

——（南宋）洪迈《夷坚志》

材料二       “杭州城内外，户口浩繁，州府广阔，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粜米油盐酱醋茶。或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

材料三       新都（新安），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贾人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认识者。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皆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疑。他日计子母息，大羡，副者始分身而自为贾。故大贾非一人一手足之力也。

——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十一·徽州府》

材料一   明中期起，徽州商人在江南经营棉布业极为突出。正德、嘉靖时，徽商程楷兄弟，东贾吴，北贾鲁，“乃吴、鲁人皆乐与少君兄弟游”。嘉靖时，歙县程氏、潘汀州和潘仕等皆曾在苏州经营布业。嘉靖、隆庆时人潘次君者，在江淮业盐，南京业典当，浙江业粮食，而在吴地经营棉布。又如吴良儒，即在吴淞江一带，“以泉布起”，经商的同时，时时奉母起居，“捆载相及，月计者月至，岁计者岁输”，以尽孝道。

——范金民《明清时代的徽商与江南棉布业》

材料二   明清两朝全国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为24866人，清代为26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15.24%，其中明代为3864人，占全国的15.54%，清代为4013人，占全国14.95%。总体而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就有1个多出自江南。江南进士不但数量多，而且名次前，最为显赫，明代状元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自顺治十五年到康熙三十三年的14个状元，清一色是江南人。连中三元者，清代全国仅2人，苏州有其一（即钱棨），“三元坊高竖学宫道左”，天下荣之。人称“国朝文运之盛，江苏为最，他省皆不及也”。不仅如此，江南还出现了父子鼎甲、兄弟鼎甲、祖孙状元、叔侄状元等自古稀见的科第盛况。

——范金民《江南地域文化的魅力》

注：材料中的江南地区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范围内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五个市，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市，还有上海市，也就是江浙的8个省辖市加上海这1个直辖市的范围，面积大约为40000平方公里。

材料一   15世纪以后，英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间财富稳步增长，一些商人拥有了对外贷款等金融活动的资本，但放贷取利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斥之为“高利贷”，备受教会谴责，英国国王也不断重申取缔高利贷的法令。然而高利贷活动屡禁不止，后来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权威当局逐渐承认了利息的合法性。此后，放贷取利的行为一直为英国政府所认可。宗教改革后，大批修道院被解散，农业生产者从基督教会获得贷款渠道也被切断。生计艰难的小农为了生存不得不求助于私人放债者。16世纪以来，莫格兰境内涌现出相当一批银行从业者，他们通过一系列信贷活动，在英国财政和金融领域里相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17世纪晚期，英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扩张远远超出了私人银行家所能承受的范围，整个财政制度出现了被压垮的迹象。为了缓解财政窘境，1694年8月1日，英格兰银行正式宣告成立，它的问世标志着英国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

——摘编自孙海鹏《近代早期英国银行业的兴起》

材料二   15—18世纪，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钱庄、银号、帐局等新兴金融机构比之早期的典当铺以及钱铺、放帐铺发生了变异，除存款、放款、钱币兑换之外，更有过账业务及钱票发行等新业务，汇兑也大量为商人服务。因银行业机构的进展，更大份额的金融业务摆脱了地主、商人、官僚之家家产的形式，开始由正式的社会化金融机构进行，尤其是相当多的一部分票据化形式的商业信用通过早期的社会银行业机构进行。这一时期，作为主要业务的各种形式的信用放款、抵押放款得到了发展，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存款作为重要业务形式也得到了发展，并在社会上普遍运用；存款的发展使商铺、金融机构扩大了资本规模；其次通过存款各种商铺及典当、钱庄、放帐铺等扩充了信用圈子，对18世纪以后钱票的出现起了相当的催化作用。

——摘编自刘秋根《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水平蠡测》

材料一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藏族聚居区和川、滇边地则盛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之间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族聚居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东奔西走，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形成了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汉藏茶马贸易最受重视的一个时期，明王朝直接控制着内地与西藏的茶马贸易。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四川威、松、茂州三卫以茶、姜、布、纸易马送京师。”

——摘编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茶马古道》

材料二   ……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有此不珍惜，仓卒非长驱。健儿犹饿死，安知我马徂。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羌马有权奇，胡马皆骀弩。胡强掠我羌，不与兵驱除。羌马亦不来，胡马当何如！

——摘编自《汤显祖诗集》卷二